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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指导，而心灵机制执行；心灵没有记忆官能而依赖脑机制的“计算机存储库”来实现。心灵履行的很多官能都通过自动的反射机制来完成，但这又不能用脑生理学的神……机制来解释。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当一个人的脑受到刺激时，他总是具有双重意识。两股意识流并向流动。人本身也觉知到这种双重性，所以他常常为此开心，或者以此为根据决定自己所取的方向，表达自己的意向，等等。例如，当彭菲尔德刺激一个人负责语言的大脑皮层，同时向他出示一只蝴蝶的图片时，那个人恼？地捻响手指直到电极被挪开为止。这时他才说：“现在我可以说话了，……蝴蝶。我刚才想不出‘蝴蝶’这个词，所以，我拼命想用‘蛾’这个字！”我们怎么能说这个人的心灵是受到了控制？如果我们当时用手蒙住他的嘴巴，他也不能说话，但这很难说是一项控制其心灵的动作。从心理上看，很明显，他完全意识到自己想说什么。阻止他说出“心中的”东西的，只是他的语言器官中的附属部件出了技术故障。
意识的双重性也以好几种别的方式反映出来了。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病人同时在两个地方“存在”。一个男青年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彭菲尔德曾在此地的麦克吉尔大学工作）的一张手术台上。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同时又在与自己的堂兄弟们在他的祖国南非的一个农场上谈笑。他完全
意识到这两种心理现实。还有别的例子。有一次，当彭菲尔德刺激一个病人的运动神经大脑皮层使他把手移动以后，病人告诉他：“我没有把手移动。是你移动它了。”最后还有一例。当彭菲尔德刺激很多病人的言语神经中枢使他们发出某种声音时，他们后来几乎都这样说：“我没有发出声音。是你（彭菲尔德）把声音从我口里拔出来的。”由于这类情况极为普遍，所以彭菲尔德终于认为：“病人的心灵独立于反射动作（脑刺激），就像在旁聆听和努力理解的医生的心灵独立于这种动作一样。所以，我赞成这样的论点：心灵动作是独立〔于脑动作〕的。”
心理活动独立于脑进行，其独立程度就如编制程序的人独立于他用以处理数据、提取信息的计算机一样。心理活动使人具有本体感，即人从事心理活动了，但这种情形在脑的自动过程中却完全没有。由于“绝不可能用脑内神……的动作来解释心灵”，所以，彭菲尔德认为，唯一合乎科学的做法是承认“我们的存在确实是由两种基本元素组成”这一事实。人类心灵的能源似乎是以某种方式来自清醒时期脑的最高机制，而正是这一独立能源形成了人的本体。彭菲尔德对这一切作了概括：“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人的心灵就是这个人本身。他总是靠着自己的私人计算机为人处世。他不断给它编制程序以适应自己不断改变的目的与兴趣。”
作为目的论者，我们可以为彭菲尔德这样杰出的科学家所取得的二元结论而高兴。但是，彭菲尔德把实证控制论的解释视为对心理活动唯一的描述，这却令人失望。据观察，人们是同时处于两种心理状态之中的：他们一方面拒绝为自己
正在说的话承担责任，同时又通过抵制心理（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来对抗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还有什么比这些事实更能证明矛盾律并不适用于人类行为呢？含有一与多元论的辩证理论肯定比那陈腐的实证解释更适合于观察到的这些事实。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位生物物理学家以如下可能性为起点：大脑里有些细胞或蜂窝状组织不仅能以控制论的方式单方向传递信息，而且具有实际反省力，即从第一个脑动作起就具有认识我们正在认识（ｋｎｏｗｉｕｇ）的潜力。强调这一起点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其理由与我们在讨论康德模型时强调必须把观念视为从一开始就提供出来的“观点”一样。但这种看法本身却需要先验的检验（见第四章，ｐ．６３）。正是这种面对面的能力，即我们总是要在我们了解的现实中“取得一个立足点”这一事实，给人的心理活动打上了独特性的标记。这种解释方法只有辩证理论才能提供。
这样，我们就不必假设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能，通过不同的刺激源使心灵具有双重性。一含多元的观点就可以使我们认为，同一领域的能在某些脑细胞里起作用就能使意义具有双重性。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的理论：按照它与输入经验的关系以辩证对立方式规定的单一本体（“我”与“非我”或刺激我感觉事物的“那个”），可以肯定一条意义延伸的路径并同时觉知到事物可以相反。这样得出来的二元论而不是两种能源区的二元论的根据是两种不同的组织：负责物理输入和负责逻辑断言的组织。前者（脑组织）并不能对后者（心灵）作出直接的、常规的解释。
心灵必须在正被内心组织着的所有信息意义中取得一个
立足点。正是心灵的这种必要性导致响应性。正如上述彭菲尔德的评论所表明的，作为具有思想的人，我们绝不会受感官输入的逼迫而以某种方式思维。我们收到这样的输入刺激以后就肯定双极意义在我们思想中延伸的方向并发出行为。我们的行为是为了我们肯定的东西，而不是作为对输入的反应而发。环境刺激绝不像洛克的神话所杜撰的那样是信息意义的唯一源泉。正如阿德勒喜欢指出的，一个在高犯罪地区长大的罪犯并不是简单地像一团粘土一样被捏成这个模式。他是有意识地、十分清醒地继承了一种反常的价值体系。现在，由于他觉得以这种价值体系看待世界有好处便忠实于它了。对于受到父母溺爱或者受到父母冷酷对待的孩子来说，情形也是一样。因早期受到此类待遇而得的神经症并不单是“坏影响”的单向输入。这个人在逐步长大的时候就已利用自己的境遇为他出自自身利益而肯定的神经症人生活方式辩护。在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概率问题。阿德勒是第一个承认这样的概率对生长在高犯罪地区或缺乏真诚爱的家庭的人不利的人。但是，这种统计式不言自明的话不应掩盖真正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心理过程；而当我们认真探讨心理过程的时候，责任总是在个体！
关于人类心理活动的目的性，我们还可以在有关癫痫病人的临床发现中找到进一步证据。癫痫病人的胼胝体即连接两个脑半球的神经线宽带是完全断裂的。这就是对开脑。斯贝利曾经对脑部如此断裂的低级动物（两个脑半球完好，但被割裂开）作过很多试验，但并没有发现它们的行为有任何严重紊乱。正如上面所指出的，由于癫痫的发作是因一个
脑半球的反常激动蔓延到另一个脑半球而引起，这似乎可以使人有理由认为，如果这种蔓延能被控制在大脑的一个半边，这会对严重的癫痫病（ｇｒａｎｄｍａｌ）发作有帮助。医生们终于有机会对几位癫痫病人作了手术，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斯贝利及其助手们那时对这些对开脑病人作的心理研究，给如下辩证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一个人能对同一个环境事件持有互相矛盾的理解，这取决于哪一个脑半球在处理这一活动。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脑半球的神经通向与它们的位置相对的那一边人体。例如，通向我们左边身体的神经束与脑的右半球相连，而通向我们右边身体的神经束则与脑的左半球相连。当胼胝体被切断时，我们的视野甚至会一分为二，因为这时我们的左视区（进入右视网膜的图象）通向我们的右脑半球，而我们的右视区（进入左视网膜的图象）通向我们的左脑半球。科学家们很早以前就知道，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两个脑半球的功能都趋向专业化。但是，斯贝利及其同事的发现却令人惊异：所有对开脑病人都表现了相同的倾向——大脑的左半球处理语言资料，左半球则处理视觉图象资料。在正常的大脑中，两个脑半球间的联系是由胼胝体传递的，所以左手能“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但对于对开脑病人来说，左手与彭菲尔德或许会称之为“艺术”计算机的脑半球联系，右手则与“词语数字”计算机联系，两者绝不相通！
结果，如果要求对开脑的人画一幅简单的图画，如一所房屋，或把一些彩色片块拼成图案——这时，如用左手干，他就能画出图画或拼好图案；如用右手干，图画就画得不好，而
且，他会觉得拼图案的任务极难完成。接着就发生了惊人的事：左手会伸出来，名副其实地把自己“借”给挣扎着的右手，就如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一样。
如果同时把一个美元符号在对开脑病人的左视区迅速闪现，把一个问号在他的右视区闪现，病人可能会按“被看到的”画出任一个符号，这随他用哪只手去描画而定。把病人的手藏在一个屏障后面，他就凭记忆画出他在符号闪现的瞬间所看到的东西。左手当时“看到”一个问号，右手“看到”一个美元符号，所以，每只手都画出了与观察结果相应的符号。这类实验使斯贝利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脑〕半球似乎分别具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知觉、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行为冲动，以及与这些相关的意志、认知和学习经验。在外科手术以后，每个半球同样各自具有自己的记忆链。这些记忆链与另一半球的记忆互不相通。”
我们又有了有力的经验证据证明，脑组织是能动地组织起来的；它能够对感知到的刺激的性质采取一种立场，而不是仅仅对这种刺激作出反应。如果按照彭菲尔德的方法探讨下去并简单地把那个计算机比喻乘以２，就如我们上面所说的输入输出机制是并行存在的，这也很吸引人。但是，目的论者发现，这些临床证据比上面所说的这一点更有启发性。人们很容易就会忽视如下事实：一个半球、一个认识主体及其内含的观点能够检视另一个半球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