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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亦舒一露头角就迅速成名时，两兄妹就成了香港文坛上的两朵奇花。有人称之为奇迹，说亦舒、倪匡、金庸是‘香港文坛三大奇迹”。“金庸创作流行武侠小说，倪匡创作流行科幻小说，亦舒创‘流行’言情小说。结果都从象牙塔外，进占到象牙塔内，以至部分最学院派的学者，也不能不正视他们，研究他们”（陆离：《每次重读，都有泪意》）。倪家兄妹成了“三大奇迹”有其二了。事实上，武侠小说金庸之前有梁羽生，言情小说亦舒之前有伊达。
要说要奇，这倪家三兄妹倒是另有一奇的。大哥倪亦方虽然身遭反右和‘文革”的磨难，依然不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保持先进；二哥倪亦明（倪匡）在内蒙古部队中据说遭受“反革命分子”的隔离审查”风雪走单骑逃亡后，在香港文坛至今依然保持坚决反共的姿态，尽管他也爱从电视上欣赏自己兄长的先进事迹；倪亦舒这个“阿妹”却是不问政治，站在中国间的，很早就和左派也能交朋友。这也许可以说是“三个奇迹”吧。
提出“奇迹”论的人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能够说《满院落花帘不卷》不是文学作品？”可见就是应该最少争议的亦舒（且不说金庸、倪匡），也还是有人怀疑她的作品的文学性的。
但一般读者接受她，而且不少人“迷”她。
这使她可以—一放弃种种职业，而从不放弃写作。她在做学生的时候，做记者的时候，做酒店工作的时候，以至于做官的时候，都没有把笔搁下。
她不止一次做学生。中学毕业后，她当过记者，短期的报纸记者，较长一段时间的娱乐新闻记者（自由写稿者）。七十年代去英国读了三年大学，学的是酒店食物管理！先去台湾（这时她父母已迁居台湾），后回香港，学以致用，当上了一流酒店的工作人员（一段时间可能是公共关系负责人）。不久居然到香港政府当起新闻官来了。无论在曼彻斯特做学生还是在香港做官，她依然写她的小说，写她的杂文。香港政府是不许它的工作人员卖文的，她就用新的笔名发表，当新的笔名保不住密，她就又换一个笔名写，冒着被打破饭碗的风险，也要写。
这当然是为了兴趣。她不毫不讳言，也为稿费。不管是专业或业余写作，她对稿费一律都很认真的，一点也不肯放作潇洒。
二十多年下来，不过四十左右的人，却已出了四十本左右的书。大体一年两本。
《家明与玫瑰》、《玫瑰的故事》、《珍珠》、《曼陀罗》、《蔷薇泡沫》、《独身女人》、《我的前半生》、《宝贝》、《星之碎片》、《香雪海》、《两个女人》、《蓝鸟记》、《风信子》、《喜宝》、《野孩子》、《回南天》、《五月与十二月》、《今夜星光灿烂》、《偶遇》、《壁人》、《旧欢如梦》《恼人天气》、《朝花夕抬》、《玉梨魂》、《流金岁月》…长长短短，都是小说。
这里面有《我的前半生》、《今夜星光灿烂》、《朝花夕抬》和《玉梨魂》。亦舒一点也不避开别人早已有用过的书名。不仅如此，在《我的前半生》中，男女主角还是涓生和子君呢——鲁迅《伤逝》中男女主角的名字。
《豆芽集》、《豆芽集二集》、《豆芽集三集》、《自白书》、《馆英学生日志》、《舒云储集》、《舒服集》、《歇脚处》、《贩骆驼志》。《黑白讲》……这些都是散文或杂文集。
和琼瑶不同，她是杂文、小说都写，都在报纸上边界载的。琼瑶主要只是写小说。
同是写爱情故事，亦舒写的是中产阶级，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反映了现代化的香港社会。没有多少奇情，更没有畸恋。虽然没有用很多笔墨去刻划，人物却是写得比较活的；虽然故事平淡，还是能吸引人的（主要是年轻人吧）。它的语言最能显出她的风格，简短、明快，有时很尖刻，像她那些杂文语言。句子短，段落短，但长篇和中篇却不分章节，从头到尾因此又显得很长了，却还是能引得怕看长文章（千字．已嫌长）的读者看下去，追下去，欣赏这些现代化都市的爱情故事。
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已经过着这种生活和争取要过这种生活的人，都很容易成为亦舒的小说和杂文的读者。青年的读者甚至可能认为有亦舒的作品一书在手，是时髦的，它不会使人看来显得“老土”。爱情故事，轻型文字，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卷掩卷，读起来有一种简易之乐，不费力而舒服。
人物虽然活，社会现象也有反映，却总是浅浅的。亦舒的自白说得清楚，她只是要说故事，只要有故事，在她也就够了。她并不想给读者更多的东西。
深刻，是谈不上的，然而它轻快，像轻音乐一样，是轻文艺。
像新派武侠小说一样，也许可以称亦舒的小说为新派爱情小说或新派流行小说。不仅比几十年前的言情小说新，也比琼瑶的小说新。语言文字新，写作手法新，时代背景新。
在香港、台湾和海外，新派武侠小说并不被排除于文学领域，新派爱情小说就更不被排除了，尽管有争议。
在亦舒的笔下，包括小说和杂文，常常出现“家明”这个名字。这是她小说中的理想的男主角。女主角是“玫瑰”。看她作品不多的人，很容易被她杂文中的“家明”弄糊涂了，以为在她的现实生活中真有其人。至于小说中的“家明”，也未必就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故事，只是由于作者的偏爱，这个名字就像冤家一样被纠缠着不放，不时在她的不篇章中出现。
“玫瑰”呢？亦舒说：“小说中女主角如一朵玫瑰花。作者像阿母。”
爱情呢？她说：“算少也写了十余年小说（现在是二十余年了。——引者），幸而未遭淘汰，题材非常狭窄，不外是说些男女私情。”“可是我本人是非常怀疑爱情这回事的，写小说是写小说，生活是生活：日日挤着渡轮去上班，打着呵欠，球鞋，牛仔裤。生活在爱情小说中……那简直是悲惨的，幸亏能够把两者分开。”她就是这样把对爱情的怀疑和所写的爱情故事一起都推给了年轻的读者。
亦舒说：“我的皮特别厚，心特别狠，语言特别泼辣。”读她的杂文就可以领教了。
亦舒把她写的那些从两三百字到一千字的短文称为杂文，出版社却爱称之为散文。这些香港式的杂文或散文，写身边琐事成风。不是写自己就是写周围的人和事——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乐，这就构成了暴露式的“出卖”，不是“出卖”自己，就是“出卖”旁人。亦舒干脆把她的一本杂文集取名《自白书》。天天在报纸上的专栏这样“出卖”的结果，不但自己没有了隐私，有时自己写了又忘了，而读者却记得，这就成了读者比作者更了解她自己了。
在这样的“出卖”中，赞人或自赞时，有时就不免“皮厚”；骂人或自骂时，有时就不免“心狠”，而用词许多都是“泼辣”的。
“我似乎是个寂寞专家，从十五岁开始便觉得寂寞，读书寂寞，考试寂寞，与父母住起寂寞，搬出去一个人住更寂寞，工作的寂寞，没有工作的寂寞，有男朋友的寂寞，找不到伴的寂寞，人群中的寂寞，黄昏的寂寞，哗，她妈的，都是寂寞。在外国寂寞，回了家又寂寞，太阳底下是炎热的寂寞，月亮底下是黯然的寂寞……”没想到吧，在一片寂寞中，突然响起了“哗，她妈的”这一声。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泼辣吧。这“他妈的”在亦舒的文章中并非绝无仅有，虽然也不是太多。
“人身攻击是最无聊的事。依莎贝吃啥穿啥，与啥人轧姘头关众鸟事。”连“乌事”也出来了。衣莎贝是亦舒的“英名”——英文名，也是她的一个笔名。
正是诸如此类的泼辣，形成了亦舒杂文的一种风格。它的特色当然不止这一点。
亦舒是崇拜鲁迅的，这可能使人有些意外，专写缠绵的爱情故事的人，也崇拜鲁迅？这是真的，尽管从她的小说看不出来，就是从她的杂文也看不出来；她的杂文没有什么“鲁迅风”。
“我崇拜鲁迅，崇拜曹雪芹，崇拜张爱玲……”
“大学生问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中国青年，应该争取什么？’鲁迅答大学生：‘先争取言论自由，然后我告诉你，我们应该争取什么。’第一次看到鲁迅答大学生，是十二三岁吧，马上爱上了他……”
“……在XX的杂志社蹲着阅毕了鲁迅杂文。”这时是十六七岁。
“然而随时随地翻开鲁迅全集，一切疑难杂症都得到了解答，真不在乎旁人在想什么写什么。夜半看鲁迅，会得手舞足蹈。”
亦舒也崇拜张爱玲，但她说：“张爱玲的小说，真是篇篇能够背，那日与XX说，他认为张的小说犹如一把檀香扇，那真是再正确也没有了。然而最钟爱的小说，却是鲁迅的伤逝…值故事的悲剧在不停的重复。”你知道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也取名为涓生和子君了。爱屋及乌，爱鲁迅小说而爱上了鲁迅小说中人物的名字！
对张爱玲，她虽然有崇拜，却也有不敢恭维。她曾经写过文章，说张爱玲不该再写什么了。后来看到张爱玲的新作《相见欢》，就更有感慨，说她不应复出，因为她“真的过时了”，那些新作实在不是味道。明知“批评张爱玲真需要伟大的勇气，无畏的精神”，“斗胆碰终身爱玲的恐怕要受乱石打死”，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这也是亦舒的泼辣吧。
亦舒自有她的道理。“爱玲女士曾说，抄她文字笔的人不少，以致她猛然一瞧，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