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不希望迫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变——这直接反映出来自国外的干扰和变化——而放弃实现其特定国内经济目标的努力，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而言，稳定基金是一件非常顺手的工具。”26因此，一方面是国家管制贸易和不可兑换货币，另一方面是机械的金本位体制下的自由贸易，稳定基金成为两者之间的折中方案。
怀特提议的全球基金将稳定全球货币市场，即使各国货币可以长期按照固定汇率在相互间进行兑换；同时，与1914年之前的金本位相比，它将给各国政府留出大得多的裁量权，来干预和管理各自的国民经济。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它引发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基金的成员政府决定采取的国内政策与维持汇率稳定的要求不一致，基金能怎么办？
怀特的稳定基金将按照一套详细而复杂的规则运行。它允许成员政府从基金处购买其他成员的货币，前提是此类需求是有限度的，以黄金或其他货币做了充分抵押，并且完全是出于应对与贸易有关的国际收支困难的合理需要，即不能仅仅是为了增加黄金或其他强势货币的储备。作为对这些权利的回报，成员政府将承诺在加入基金一年之内放弃所有对与基金其他成员国进行外汇交易的限制，不在未经基金允许的情况下调整汇率，不与其他基金成员达成歧视性的双边清算或汇率安排，并且逐步而持续地降低进口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但基金仅有权对贸易壁垒发表意见，而无权实施制裁）。
很关键的一点是：“如果一项货币政策或普遍性价格措施或政策，被表决权占多数的成员认为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且如果占基金表决权五分之四多数的成员向有关国家提出不同意其采取该措施，则该国家不得采取任何此类政策或措施。”27宽泛地说，各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自主裁量权将受到限制，可以采取的措施仅限于得到基金其他成员大部分认可的、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体系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汇率贬值将非常罕见，而进行贬值的成员政府需要作出补偿，向基金缴纳更多的资产。
自由贸易和货币交易自由原则有一项例外，是关于以投资而非贸易为目的的资本流动。怀特的体系将允许成员阻止此类资本流动，甚至规定接受此类资本的流入国，如果收到其他国家提出的要求，需要采取配合措施来禁止此类资本的流入。怀特对禁止资本流动提出的理由是，富人为了规避“新的税赋或社会立法负担”而采取的行动一直以来都是“导致外汇交易扰乱的一个主要原因”。28这与他的国内新政思维非常吻合，但是与他在货物贸易上总体的自由主义观点形成强烈反差。
“高关税政策总体上是遵循了传统的、原始的重商主义谬误观点。”他解释道，而且“这些谬误观点流传范围如此之广，那些本该更了解情况的人对这些观点坚持得如此之顽固，他们在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诸多方面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而他们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影响是如此之不幸，使人不禁要把‘重商主义’或者其更加直接的继承人‘保护主义’列为经济领域的‘世界头号公敌’”。但是，尽管怀特尖锐地抨击保护主义，并以他针对反对观点所惯用的那种军人般夸大其词的修辞方式加以表达，但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怀特紧接着又坚称，如果是为了实现他认为合理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目标，那么使用进口关税是毫无问题的。“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种值得追求的高尚目标，这种信念所依赖的许多核心假设都是不成立的，”他解释道，“它们是不现实，也是不可靠的。”29唯恐这样的语境还不足以使他的政策立场含混不清，他接着又使他的观点进一步复杂化，提议在未经基金允许的情况下禁止给予商品和服务出口补贴。
最基本的一点，怀特的基金将使世界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出口战车将受到保护，因为其他国家承诺不实施新的贸易壁垒或进行竞争性贬值，不像它们20世纪30年代时所做的那样，而基金制裁此类行为的能力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保护。相反，美国政府在其自身经济政策方面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主裁量权。因为其货币取得了统治性地位，加之其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货币黄金，这可以确保美国永远不需要向基金借款，而怀特的投票公式赋予美国的有效否决权则可以保证美国自己永远不会受到谴责。其他国家则将接受这个计划，为的是在紧急情况下获得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美元，而美元则将通过以固定价格与黄金绑定得到支持（这里的假设前提是美国能够且将会一直履行其兑换黄金的承诺，而30年后美国将正式抛弃这个承诺）。
在现代人眼中，似乎很难理解为何美国愿意投入如此巨大的政治努力来建立一个所有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全球体系。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国常常要求其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使其货币与美元脱钩。但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拥有大额贸易顺差，其他货币则面临贬值的市场压力；而如今，美国遭遇大额贸易逆差，美元常常面临贬值压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固定汇率来抵消美元的升值压力；而如今，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浮动汇率来释放美元贬值的压力。20世纪40年代，当美国还是一个盈余国时，她对“全球失衡”基本不予关注；如今美国成为了一个长期赤字国，并对这种失衡非常关注。这两个时期美国政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支持一个弱势美元以帮助美国出口商并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外国的竞争。
在一篇提议建立促进国际经济交流新体系的长篇大论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怀特强烈呼吁就此征求世界上最大的反资本主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意见和同意。“必然有一些人或者一些政府，或是出于恐惧、或是出于偏见、或是出于厌恶，希望将实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排除在参与方之外，”怀特评论道，“但是将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排除在外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30
一方面谴责高关税政策并称之为和平与繁荣的首要敌人，另一方面却力主让苏联参与创设一个体现上述观点的机构，一篇文章之中包含了这两种观点显然令人感到费解。怀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需要贸易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鉴于苏联对进口实行绝对的国家控制，她没有理由加入一个以承诺不对贸易设限换取对临时性国际收支赤字提供援助的基金。但是，怀特心中的目标总是要大于他的官方职衔，而且他也不避讳采用明显自相矛盾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目标。他对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柏拉图式的感情也许是真诚的，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后，他私下认为苏联式的计划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传播，这一有案可查的观点显示出相比创设一个恢复私人企业之间的恢复贸易的体系，他更感兴趣的是将美国和苏联锁定为政治盟友。
“莫洛托夫从美国人纡尊降贵的举止中察觉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这与他们对英国人态度背后的傲慢如出一辙，他似乎是对的。”马克斯·哈斯汀斯对苏联外交部长与罗斯福的会面评论道。莫洛托夫晚年回忆道，总统认为苏联是一个“没有工业、没有农业的穷国”，一定会“前来乞讨”。31然而，怀特在苏联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浪潮。放眼全球，“所有的改变，方向都是朝着政府加大对工业的控制，加大对竞争和自由企业运营的限制”，他若干年后在一篇从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而且它成功了！”他得出结论。32因此，在他的基金和银行计划中，怀特既是在向其本国政府、也是在向其他盟国政府呼吁，他坚持认为“在这场合作改善世界经济关系的行动中，拒绝苏联加入的权利，将是重复上一代人所犯下的悲剧性的错误，并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新时代中引入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33鉴于这份文件总体上技术性的性质，这段激情四射的文字显得相当醒目。
凑巧的是，梅纳德·凯恩斯完全自发地于1941年8月开始酝酿他自己关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这只比怀特正式起草其计划早了几个月。两者的计划从表面上看惊人的相似。但计划背后的结构性支撑显示出他们二人的设计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出了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
凯恩斯思考如何修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中，他以很长篇幅分析了这一问题；在1930年的《货币论》中，他甚至提议设立一家世界银行来创造一个超国家的货币，其功能是帮助各国应对临时性的国际收支问题，而无须采取通货紧缩措施。但是美国第七条重磅炸弹所带来的震动，促使凯恩斯着手为一个新的全球体系绘制详细的蓝图，一个能够为英国提供保护、抵抗美国货币和贸易发号施令的全球体系。
与怀特一样，凯恩斯设想的体系也是既要能支持自由贸易，又要能防止全球收支失衡发生，并且当失衡真的发生后，该体系允许以最低限度的经济痛楚来纠正失衡的状况。凯恩斯对任何重新恢复金本位的想法都感到厌恶，他将金本位称为“野蛮的遗迹”。对金本位的讽刺挖苦，用斯基德尔斯基的话说，“掩盖了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缺乏清晰的思考，即金本位是必然会导致通货紧缩么？还是说，金本位在英国造成通货紧缩的后果是由于1925年英镑币值高估的政策失误所导致的？”34事实上，凯恩斯将责任归咎于金本位，也许还不如索性归咎于天气因素。
例如，凯恩斯提出，在金本位下“调整进程对于债务国是强制性的，但是对于债权国则是自愿性的。……因为一国的储备不能降至零以下，但却没有一个天花板可以作为其上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