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80部分

混乱的年代里，有钱的人家都养着枪，防备打劫，但一般都是土枪，或是猎枪之类的。二大爷央求大曾祖给他买一只“快枪”，也就是洋枪。大曾祖花了一笔巨款，满足了他的要求。买起马就得备得起鞍子，子弹练枪就像他放鞭炮一样保证供给。俗话说“饸饹不贵，卤子贵”，练枪法花在子弹上的钱比那杆枪贵多了，也培养出个神枪手来。

一次，一伙不知道李家威望的土匪开口就要许多的“银子”，站在墙外高喊“不给就开枪”！二大爷站在院子里高声回话：“好吧，给你可以，你得先问问我手里的枪答应不！”他又说：“你的帽子有个红疙瘩，我饶你一命，专打那个红疙瘩！”

土匪不听邪，但也害怕丧命，就用棍子把帽子挑了起来。二大爷一举枪，“啪！”的一声，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帽子上的红疙瘩。土匪吓得一哄而散，神枪手的大名也就扬出去了。

土改了，二大爷的成分被定为地主。按政策，农会要分掉富农的土地，内产不懂，内产也叫“浮产”，指的是金银首饰之类的物品。对地主，则是留下生活生产的必须，即按人口分得的土地之外，一切归公，包括细软之物。

除了我的曾祖，其他四位曾祖所属的支系都是地主被“抄净分干”。后来我的爷爷在解放前又置办了一些土地，才被定位地主成分的。

庆幸的是，他们已往都不是为富不仁的主，才没有被残酷斗争。那时斗地主的“刑法”很多，比如冬天里扒光你的衣服，让你骑在冰凉的碾砣上，再浇上凉水，刹那间人和石头就冻在一起了，想站起来就会掉一块皮肉，血淋淋的。还有就是把你的双手捆起来，吊在房梁上，那叫空中飞燕，来回地悠，骨头节都响。或者让你举起满盆的水，举过头顶，洒一点你得舔起来……目的就是让你交出值钱的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戴高帽游街示众是最轻的处罚了，可那时人们丢不起脸面，比死还难受。土改斗地主和“文革”时期斗“黑五类”如出一辙，都是“革命”行为。

李家的地主虽然没有被斗争，但也都吓得半死，多亏当时的农会主席张奎武。张奎武是李家抗活的，李家待他不薄，他下不得手，那是人性良心吧。后来的二大爷总提起这件事，总有不尽的感激和感慨——做人还是和善的好。

二大爷是个膀大腰圆的大块头。解放后，他一改豪门公子哥的形象，放下架子当根根本本的庄稼人，吸大烟的毒瘾说没就没了。1953年辽河大水过后，他从老家搬迁到是佛寺乡孟家台落户。那里有他的表妹，可以周济他一把。表妹姓魏，成分好，又是个大家族，对这个四类分子怎好不高抬贵手。怎奈得二大爷一家六七口人，就是长了三头六臂也难维持温饱，亲戚供一饥不能供百饱吧。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啊？

解放前，二大爷因为花天酒地的，曾经向我家借过钱粮，我们之间既是家族又是亲戚，他和家父是姨表兄弟，解放后这欠账就黄了。搬到孟家台，生活时常拮据，二大娘就来我家串换两米。旧账不还又添新账，实在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借。二大爷去世的时候，正是他们家困难到了极点的窘境时刻。二大娘置办不起棺材，就用砖头垒个“地穴”葬了二大爷。一世“英雄”落得这般田地实在难以想象，悲乎，哀呼？

　2　我的先祖（难得一面）（12）

2我的先祖（难得一面）（12）

待我得知二大爷去世的消息时，他已经入土2年了，实在遗憾。

二大爷是个大度慷慨之人，阔也阔得仗义，穷也穷得大方。1964年我高中毕业后，有时间走访我的家族了。1965年的春节，六大娘要我和李巨元二哥去孟家台给二大爷拜年，二大爷非留我们住一宿不可。晚上，他拿出两元钱给我们买柿子吃。我说，两元钱买咸盐差不多够吃半年的了，我们不是小孩子了，你还是留着吧。二大爷笑了，他说：“傻孩子，你们才吃我两元钱，想当初我的小哥们儿们得吃我多少个两元啊……”

记得二大爷对我们从来不提往事的，更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那天真的别开生面了，他很高兴我们给他拜年吧。二大娘也在一边旁白，说旧社会我二大爷下馆子从来不让别人掏钱。

二大爷死后，他的3个儿子渐渐地发达了。1998年我去北京前，他的大儿子李开元盖起了漂亮的小楼。

在这之前的1990年，我的小女考上了西北林学院，即现在位于陕西杨陵的西北林业大学时，我和三大娘家有了联系，他们在西安。李开元得知后，让我打听一下他三婶的近况，表示对老人家的关切。

他的三婶是我的三大娘，年近九旬依然健在，而三大爷李若堂早就过世了。

三大爷李若堂很斯文，在旧社会就是个教先生，60年代初病逝沈阳。之后，三大娘跟随儿子李葆元去了西安定居。

我的小女李晓黎去西安上学时，我特地要她看看她的三奶一家人。那时我们的经济太紧张了，舍不得路费，我没有送女儿去西安。

后来听女儿说，三大娘虽然是耄耋之年，她的记忆让人吃惊，早年的往事历历在目。三大娘在年轻的时候就博闻强记，也是个很“妖道”的女人。说白了，“妖道”就是很厉害，有点男人霸道的味道。眼下都快百岁的老人了，还时常管教她的子孙，有时候还自己亲自去街上卖菜。

女儿读期间，每逢开学我都要给三大娘捎去些家乡的特产，她最喜欢吃的是辽河的虾米。虽说是点点心意，却让她乐不可支。女儿去她家时，三大娘总要女儿和她睡在一张床上，说她有回家的感觉。

三大娘的娘家贫寒，她自小就聪明机灵，也能说会道善解人意。大曾祖很是喜欢这个小姑娘，才不把门当户对当回事，娶了她做自己的孙媳妇。我的大娘和婶子们的娘家都是豪门富户，唯有三大娘的娘家贫苦。三大娘在妯娌中是个“到得去”的人，为人处事有条有理，也不卑不亢，没有人瞧不起她，何况妯娌们都是有教养的人啊。

1994年女儿毕业了，最后一次去看望三大娘和她的一家人。后来电话升级了，她们又搬家了，联系也中断了。到现在，一晃又过了14年，但“藕断丝还连”，血浓于水吧。

三曾祖的名讳我记不起来了。对这个支系的人我了解的甚少，只知道解放前他领着两个儿子远走高飞了。有人说三曾祖有先见之明，土改对他没有什么好结果，匆匆处理了家产去了沈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华宝，另一个不清楚。

我曾想过：“文革”过去了，改革开放了，天下太平了，他的子孙为什么不打探一下老家的家族呢？我在沈阳日报、辽宁日报没少发表过文章，用的都是真名实姓，字里行间有我的“家史”、家址、家事，还有我家父的名字……难道他们一次都没有看到吗？或是当了特大的官员有意“避嫌”吗？即使有千万个理由，难道连祖宗也可以忘却吗？

三曾祖这一支系的人，对于我永远是个谜，也是我们李氏家族共同的不解之谜。

四曾祖和四曾母我接触得比较多，多于我的曾祖。四曾祖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了，相貌和我曾祖一样的宽额头。都说人越老越像，此话不假，我二爷、四大爷、六大爷及家父的长相都像四曾祖。

四曾祖的家庭成分自然也是地主了，他只有一儿一女，从大家分得的土地安人口算是最多的了。先年，四曾祖在十佛寺有不错的买卖，人称“李四爷”。伪满和民国那年月的十佛寺是个重镇，沈阳到法库的的公路经过这里，据说是杨宇霆特地为他的家乡法库修筑的。

杨宇霆法库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奉系军阀参谋长，1929年被张学良枪毙于老虎厅。

四曾祖也是很有心计的人，在这里开买卖真的很兴隆。解放后，四曾祖一贫如洗了，靠给别人铲碾子磨维持生计。1960年我们搬回老家时，我还看见了四曾祖背着家什出外做活呢，那是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

四曾祖的女儿嫁给了新城子区烟台窝铺，是我的十姑奶。记得她未嫁人的时候，长得很白皙，总是笑呵呵的，那时我们都住在我的出生地董家窝铺。

四曾祖的儿子李春坡是我的七爷，他叫我的祖母为六嫂。祖母曲氏称七爷是李家第一号败家子，说他是四曾祖娇惯坏了的。

解放前，七爷身为农民却不辨五谷，四曾祖就送他投名师学医，日后也好养活老婆孩子，总不能靠老子养活他一辈子吧。七爷很精明，在名医魏元寿那学业有成，治疗疑难杂症无所不能。可他不专心行医，专和烟鬼们厮混，别人的并没治好，自己倒是落个面黄肌瘦。解放后政府看他在他医术高明的份上，给他个正是医生的名份，后来也因为“吊儿郎当”的工作作风把正式的职业丢了。

他是个地主成分，“文革”期间却能和共产党员的大队长汤玉清扯到一起推杯换盏猜拳行令，这也是他的一绝。那么威严的“大革命”，他因此竟然没被动一根汗毛。没有了正式行医的资格，却有人找上门来给人看病。人家知道他好酒，自然有酒肉伺候，吃了喝了之后，医药费也就全数豁免了。如此仗义怎能养家糊口？只有他自己闹个满嘴流油。到头来，还得80多岁的老父亲背着锤子、凿子养活一家人。等到他的两个儿子大一点了，七爷更有靠了，终年闲逛无所事事，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人称“李春皮”，老顽童、老顽皮一个。

四曾祖老来得子，视七爷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百依百顺。穷人家吃饱大饼子就是福分了，七爷吃四曾祖店铺里的蛋糕还嫌无味，常常咬一口就随手扔掉。四曾祖在石佛寺兴旺的时候，七爷只是个少年，就骑上日本造的“三赖”牌的自行车了。那时的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汽车了，我在1954年才看见公路上有人骑自行车。那时的七爷走到哪，狐朋狗友们就像苍蝇似的跟到哪。饭店吃腻了，汽水喝够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