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前，这个小小的村子就有了七八个大学生，那时候我都不懂得什么是大学，没听说过这个词。
在孟家窝铺，放学后就是完，从来不做作业。天还下来就睡觉，省得电灯熬油，把灯下读看作是浪费，不会过日子，让人家笑话。来到了那家窝铺，这一切都改变了，是受到人家的熏陶，放学后就写作业，晚上也学会了电煤油灯看了。
1957年深秋，跟随父亲的工作调转，我离开了那家窝铺来到了郭家沤麻坑，现在叫郭家了。这次搬家让我心里很痛苦，做梦人都在那家窝铺，想念我的同学和邻居。这也许是人长大了，懂得感情了吧。也许感情这东西给你最大的“优点”，相反则是最致命的“弱点”而被他左右和驾驭。
在那家（习惯称呼，大多地名都被当代人简化了，但公章一般还是很传统的）时候，每逢闲暇我常去听父亲和西邻郭洪权之间的聊天。他们谈天下时事、聊孩子教育、说古往今来，我都听得懂，记得下。他和父亲是“国高”同学，郭洪权是村里的会计，他的大女儿郭士英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常在一起玩。郭洪岐、郭士文、王兴杰……都是我的同学，我吹笛子拉二胡就是和他们学会的。到了高中我还是学校乐队的演奏员呢，“多才多艺”就是那时候的基础，我不会忘记。那家给予我很多美好和展望……
到了郭家，情形就变了，处处事事都很陌生。郭家，姓郭的是大户，“郭”姓的发音在这里很特别，不发“锅”的音，而发“国”音。
在郭家，我们和姓孙的住东西屋，是最近的邻居了，仅仅次于团山子的老曲家。
孙家三口人，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领着两个儿子过日子。一个儿子有40来岁了，另一个30多岁。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一家三口人都是弱智，缺心眼，村里人叫他们“一家傻”。祖母和母亲看不过去，就帮助他们料理家务，打点内外一些事宜。她们不知道“道谢”，也不懂得“感恩”，但祖母和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关照他们一家人。左邻右舍都说婆媳俩心眼好使，也愿意和她们交往。
通过“邻居”大人们找到了落脚点，我也在寻求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快同郭志彪孙方举成为好朋友，他们是我在郭家的同学。
那家有那家的优势，郭家有郭家的特点。郭家没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只有一个师范毕业生，姓王。但郭家的父老乡亲都很尊师重教。我们刚刚搬过来，许多学生的家长就来看“先生”了，或菜或柴，总有心情表示。父亲刚来时是负责教师，不久就是主任了，是学校最高的领导。
1957年末到1958年初，全国都刮起了一场政治风暴，那就是反右斗争！另一场风暴则是自然灾害，那一个冬天风雪特别的大，所有人家的门窗都被大雪封闭，所有的道路都被雪峰堵塞。1957年又是粮食统购统销开始的一年，口粮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尤其是我们家这样的非农业户。
为了补充粮食的不足，有能力的人家都顶风冒雪地“破冰求鱼”。寒假里，父亲等老师们去了县里“整风”，家里只有我可以和人家“随帮唱影”去河泡子拿鱼虾。
那年我还小，使不动“钩片”钩鱼，也拿不动冰镩镩冰眼，只能用“搅罗子”搅鱼。我们家哪有“搅罗子”啊，西邻郭景一大伯贪黑为我做了一个，我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好了。第二天，我就随邻居拿鱼去了。
天实在是太冷了，刚一出门手脚就冻得像猫咬似的，耳朵冻出一个大水泡来。北风很大，很那站在冰面上，不小心就会被卦进冰窟窿里。祖母劝我不要去了，说太危险。可我偏要去，觉得让别人落下一天就像逃学一天那样羞愧。我每天都起得很早，回来得很晚，中午啃一块玉米面的大饼子就算了事。我在想，父亲不在家，我要让七八口人过一个吃饱的冬天。
这一个冬天里，鱼的确没少拿，我们家天天有鱼虾吃，补充了粮食的不足。
用“搅罗子”搅鱼都是些小鱼和河虾，偶尔能搅上来三四两重的“大鱼”，我就让祖母留着过年，足足有20多斤。记得那年除夕的上午，我还去搅鱼呢，上瘾了。过年头一次吃上自己拿的鱼，真得好好地感谢我们的邻居，感谢他懂得我一个孩子的心思，知心。
2 知心的邻居（村名之父）（2）
2知心的邻居（村名之父）（2）
在郭家住了两年，我感受到了淳朴情感的温馨和价值，我也体味到了怎样创造生活给我带来的快慰，还有学会承担义务所享受的乐趣。
1959年初春，父亲的工作又有调动了，我们又搬回了那家。搬家的时候我念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没有放假，我也不知道搬家，也就没有帮上父亲什么忙。到了1960年冬，这个四处漂泊的家又从那家搬到德盛堡。从初中到高中这六年间里，由于住校读，很少和乡邻们接触。不过，所有的乡邻给我留现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严格地说，这些乡邻都是父母真正意义上的乡邻。我还小，年轻，对于乡邻我无权选择，有权感受。
1964年我高中毕业了，从此步入了社会，父亲不常在家，与乡邻交往我就成了主角。
“德盛堡”常常被人写成“得胜堡”，理解为“得胜”的堡子。这绝不是笔误，而是不了解她的来历所致。
1955年春开始兴修沈北大堤，所有大堤以北的十几个村屯都在那一年搬到大堤以南来了。
德盛堡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没有一户人家属于旧社会老王家的耕地。新的村屯建成了，里里外外的人都习惯叫这个村子为“王家地”。德盛堡村的新居民，来自五六个大堤以北的村子，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叫刘德本的，他比我大三四岁。别看他没念多少，却很有心计。他总觉得把“王家地”作为村名很俗气，这么大个堡子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应该和睦相处，共同建设新的家园才是。再说了，解放这么多年了，土地早就改革了，哪能还叫什么“王家地”“李家地”什么的啊。于是，他就“独断专行”给“王家地”取了一个新村名——德盛堡，意思是希望道德兴盛，长久不衰。
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村名，即使是有人知道了，也不习惯这么叫，让刘德本很是着急。他不甘心新的村名就这么被人“忘记”，就想出一个办法来，还真就见效了。
刘德本把一句顺口溜写在木板上，立在村头的大道上，谁经过都能看得到。那上面写的是：
谁叫德盛堡，谁是祖上祖；谁叫王家地，谁是孙子辈。
从此，德盛堡的村名就传开了。可是，“德盛堡”这三个字很少人懂得“德盛”的真正含义，写起来也没有“得胜”好理解和方便，“德盛堡”一来二去就成了“得胜堡”了。不过，村里的公章刻的还是“德盛堡”。
一个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地名，也算是一桩美谈，他也算得上一个大名人了。1964年末，刘德本当上了德盛堡大队的大队长，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不到30岁。后来因为他的对象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工作，他去那结婚了。遗憾的是，婚后没有几年，刘德本得了一场重病不幸离开了人世。我听说后很是惨然，他当大队长时我是团总支籍，相互之间很和谐默契，何况我们还有些亲属关系啊，他是我母亲的姑舅弟弟。那时候我说的不算，若不然我会发动群众好好的对他悼念叨念，他是“德盛堡”之父，言不为过吧。
德盛堡村包括三个自然屯，德盛堡本街最大，“大桥”次之，郎家窝铺最小仅仅有20来户人家。我们从那家搬过来，就住在大桥了。其实，大桥根本不是地名，原来也是一片耕地，和德盛堡同样是新的居民点，只因为这里有一座大桥修在沈法公路上而得名。可惜我们那里没有像刘德本那样的人物，才在新社会落个很庸俗的村名。
直到现在，40岁往上的人一提起刘德本都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他是那个时代公社里最年轻的大队干部，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都很高。他人年轻，又有头脑，向来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不幸的是30随刚出头就走了，令所有认识他的人为之惋惜啊。
他去黑龙江之前，我们曾经见过一面，他很沮丧。他说：“我很留恋啊，但也很遗憾，我这么干工作，群众都很满意，可我就是不能入党啊，这条道我不想再往回走了……”我对他没有入党也很不平，不就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好吗？我劝他说，不要灰心，就凭你这把手，到黑龙江也错不了。是的，他到那不久就当上了一个小干部，说说写写都是一把手，想不到英年早逝……
我家的后院原来也是一大片空地，1968年才有人在那里盖起一个简易的新房子。那就是我前文说过的老潘家。房主叫潘得舫，他和老伴马杏春都是江苏省溧阳县人。你看人家的名字，江苏人的名字就是有文化，一看就知道人家是个，名字很诗情画意，耐人寻味，给人以享受。
他们是沈阳的下放户，老潘是沈阳八院的会计，老马是护士，家庭成分都是地主，所以才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可他们已经不能参加劳动了，还得说是来“劳动改造”的。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力在城市里居住的，那么农民还是“人”吗，还是好人吗？耐人思考啊。
他们被“清理阶级队伍”的风刮到了农村，勒令下乡，没有建房前住在宋奎久家的北炕。虽然因年迈失去了劳动能力，但你也得到生产队接受改造。他们两个人正的公分还没有我的一半多，“贫下中农”对待他们就和四类分子一样，像吆喝牲口一样喊他们的名字。直到落实上级的政策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五七战士”了，才给他们一个房场盖房子，我们就成了邻居。
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就隔一条道，相互有什么事喊一声就到。有些农活他们不会干，我坐在屋子里就能指挥。后来老潘家回城了，回了原单位沈阳八院，我几次去看望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我得了一种皮肤病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