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荆为副厂长。他们两个人是生死“狱友”，白把50万元的“资产”拨给荆10万，便于荆参与控制企业管理。曹家村所属的厂房计20万，乡政府投入流动资金20万，企业即将开始运作，需要一位厂长到任，这是协议中的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可以从鞋厂腾出一只手来了，经党委研究后，1994年初春我做了新曹保安器厂的厂长，并兼任鞋厂厂长，主要精力放在后者。
令我吃惊的是，到厂之初我查看过“白荆”的资产后发现，50万元水份太大，仅仅价值10万！
对原厂清产核资的工作早已终结，是在周乡长参加的情况下，企业公司赵经理亲自参与下进行的。10万元的家资被膨胀为50万元，玩笑开大了。虽然后来做了更正，但暴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曹家村和沈阳方面都想把危机转嫁给乡政府，然后在渔利，这是铁定的事实。也就是说，那时的企业已经破产。
曹家村的记是个游手好闲的哥们，全凭着姓曾的会计支撑着那一盘散沙。他们是亲家关系，记的事就是曾会计的事。村上有什么失误，村民有什么怨言都认为是会计的责任，他实际上是村里的一把手。
保安器厂办成这样，曾会计自知责任重大，难脱干系。于是，他就游说乡里的记乡长，说保安器厂如何如何前景光明，我们就差没有资金……陷阱就这样挖成了。曹家村拿自己20万的房产结清了10多万元的银行债务，转到乡政府的名头上，随之一退六二五……
乡里明白了又掉进“窟窿”里，但回头路走不通了，只好硬着头皮孤注一掷，一心要走出漆黑的无底洞。结果可想而知，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回天无力。道理很清楚，所谓的专利纯属欺骗，生产出来的保安器根本不“保安”。后来虽然经过东北大学教授研究设计，但此路不通！
两年的时间，我当了两个厂子的厂长，过瘾了！我从鞋厂出来的时候是有交待的，叫做扭亏为盈，不然谁肯接我的破乱摊子？保安器厂因为先天不足，神仙也难以妙手回春，责任在于谁，不言自明。
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实现了自己预期的初衷，对得起领导，也对得起社会和自己的良心。在鞋厂的墙上，至今还有我的座右铭——“送客不送礼，让座不让烟”。我没有给任何领导和任何人送过包括鞋在内的任何礼物，但我的“实惠”也不少，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关注。
4 本土的上司 （两面人生）（5）
4本土的上司（两面人生）（5）
首先是我吃的实惠，且心安理得。
任何企业都少不了与外界相关人员的联系交往、沟通洽谈，人家总不能背着饭锅来吧，你就得招待，客人嘛。不过，在我任厂长期间我没和客人去过一次“像样”的饭店，到小吃部就餐也不超过5次。乡政府所在地能没有几家上好的酒店吗？但我去不起，也不想去，企业拮据，百废待兴，能省就省。况且我当厂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和“吃吃喝喝”的风气作对来的，我没有忘记，更是做不出来。大庆的客商千里迢迢来批发鞋，是来送钱的财神爷，本该热情招待，去高级酒店，但我依然按既定的原则在鞋厂自己的食堂就餐。客人是不能慢待的，就让炊事员到街上买最好的鱼、最好的当地“小烧”。这比饭店实惠多了，还有特色，花的钱仅仅是饭店的三分之一还不到，剩下的饭菜也不白扔，何乐而不为？
社会上好多有头有脸的单位和个人，他们有个大事小情眼睛就盯上你了，请柬一把一把地往你手里塞，去还是不去？
去了，老东给你个人丰厚的礼品回馈，花公家钱个人落实惠，皆大欢喜。不去吧，得罪了他，都说你不会办事，太死性，公家的钱又不是你自己的，死脑筋一个！面对形形色色的约请，我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去也讲实惠，不去也是实惠。
乡企业公司是乡镇企业的领导者、上级，那的头头自己家开办的酒店开张了，请我，我没去。我觉得，花我个人的钱我不情愿，我们之间没有这个情意，我个人从来就没有因为这样的事劳驾过任何人，我行我素。花公家的钱太违我心，假公济私有违纪律更违心，不能去。
不久，新的银行办公楼落成典礼约我去参加，我去了。那是因为我欠人家的“人情”。在我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我只说一句话，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贷款了，我得知恩图报。这次赴宴不是我一个人，副厂长、会计、出纳，一共四个人“倾巢而出”。
“我够意思吧？”我问银行的主任，他笑了：
“谁也算计不过你！”
我说咱们是邻居，你家有事俺家都来了，这不是很讲义气嘛。其实，我们全家出动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吃他们的饭是小菜一碟，每个人拿回一份厚礼那才是真的啊。我一个人去也得花600元，四个人还是那些钱，这笔帐不实惠吗？也就是说，鞋厂对职工的“公益事业”，我没有自己独吞独享的任何项目。
我所以下海的目的上面说得很清楚了，但还有一个“实惠”也是公开的，那就是我的工资。那时候我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念大学的，一个念重点高中的，凭我那点工资简直是难以想象能够维持。所以，我一个人要顶两个人来挣钱，就去当厂长了。别忘了，我一个人曾经当两个厂子的厂长，加上原机关岗位的工资，我一个人挣三份的工资，够实惠的了。这都是当时的政策给予我的实惠，给予我的机会，我抓住了，我也无愧那份实惠。
三四年间以来，那么多的职工，几百双手围着我转，我没有拖欠过他们一分钱工资，没有一家酒店记过我一笔吃喝账。对于周乡长，主管我的上司，我没送过一次礼，没得过我一点好处，哪怕是一双鞋。
我很留恋珍惜那段真诚的上下级关系与情感，因为那是历史长河中的珍品，甚至是绝品。他是搞工业的“内行”，尽管有些许失误，但对于我来说，他至少是个先行者，给予我很多的教益、支持、指导，都是真挚的，难得的。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图的都是一个“名”字，其“名”字又各有不同的含义。他得到的“名”字，就是个“清”字，清廉为官。我得到的是一个“正”字。当官的，一个“清”字了得！为人的，一个“正”字人皆所慕。正因为我人“正”，则邪不压正，所以税务、工商、派出所……从来没找过我任何麻烦，给予的都是支持，他们没有一个人到我这里“大家拿”。在企业的大潮中闯荡一回，在我的领地里亲自遏制“大家拿”，足矣。
在厂长的位置上，我也认识了社会的另一面，或者是另外一个——我从前全然不知的领域。比如说吧，有的人办企业不是为了盈利，听后你一定会感到吃惊吧！人家为的是以此做幌子骗贷款，信贷员得到回扣也不动声色，故装糊涂，银行的呆账就有其中这个因素……诸如这许许多多非常矛盾又难以理解的问题和现象，我都得到了理解和认识，收获颇丰，感慨社会真是个大课堂啊。
说到这，我不禁要问自己：乡政府这么大的两次失误，主要领导就没有任何责任吗？他们有尽心尽力的能力与努力吗？这两个合资企业的失败，不是在发展中走了形，可以谅解；而是从一开始，或者更确切一点说，还没等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发人深省啊！
发人深省的是，说个搞乡镇企业，就像大跃进似的“狂热”，人们完全忘记了那个年代留下的教训，不值得发人深省吗？90年代中期，离开大跃进已经有近40年的时光了，相当于多半个“三国时期”，相对漫长。可是，有些土生土长的上司，他的思维依然停留在那个年代，悲哀啊。
贾清仁任党委记，王广福任乡长期间，党委副记姓洪，洪毅文，本地人士。洪记与两位领导没合作几天，就调到市水利局去了，空缺的位置由周春林接任，周春林的位置由赵国权（时任纪检委员）补充。有了这一层变化，周乡长也把主管工业的摊子交与赵乡长。
洪记是我初中的同学，他总是给人以老实厚道的感觉，工作作风就少了一点“魄力”。在他任党委副记、机关党支部记期间，乡机关的同志几乎没有谁入党。为什么？不清楚，一言难尽。至于有人说他怕别人入党后，会“老鸹夺了凤凰窝”，我没有考证过，也不能随便说话。
周乡长当上了党委副记兼机关党支部记后，党的大门就像被洪水冲开大堤的决口，清流浊流一起涌进，入党的良莠不分泥沙俱下。一时间，周记“口碑”载道。他像一块磁石那样，吸引了一大批乡政府机关的“新生”力量。这就是能为，眼力，这就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没花一分钱，买来一大堆人心。当周副记攒足了家底的时候，乡长的位置有空缺了。天时、地利、人和，周记顺利地通过了市委对他的“考察”，成了一乡之长。
“官升脾气涨”。如今的周乡长可不是过去的周乡长啦，已经没有了那个“副”字。在人多势众的场合，说恭维话的多了，见他满脸堆笑的多了，找他办事的也多了，抬轿子的更多了起来。他不难么爱搭理人了，更不肯和你先打招呼了，绷着脸的时候多了，用鼻子说话的机会多了。总之，以前大家公认的那些毛病，到了现在没有一点伪装隐蔽的必要了。他把挖苦人当作批评，把贬损人看作是帮助你，把不理睬人当作什么呢？不是人。
新的一任乡长上台伊始，乡政府机关的结构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风云突变。这次突变，官方叫做人员调整，是以亲疏为原则，以经济实惠为目的的。他把他的亲侄调到财政所当税收专管员，把原来的专管员调到办公室做主任。税收专管员是个肥差，每年比其他同志多得奖金6000元，等于每年多开12个月的工资。为了平衡一下关系，才让那个专管员升了一级，当主任，也就是定了我的位置，我去了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任股长。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