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6个学期中，前5个期末鉴定那栏除了老师的评语，我的品行等级都是“可”。最后一个学期的评语，也是毕业鉴定，老师是不让我们看到的，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样让家长看过再签字，那是绝密的文件。
“可”是什么概念啊？大概就是表现可以的意思吧。那个时候，学生的品行分为4个等级——优、良、可、劣。被开除的学生，品行等级为劣，恶劣至极了。我的等级是“可”，是“劣”的边缘，是在校生品德最差的了，我们班里只有3个，吴和梁加我，有的班级根本就没有一个。
这样有“可”的期末鉴定，我从来不敢让父亲看一眼，偷偷地盖上父亲的印章，再龙飞凤舞地模仿父亲的笔记，开学后再交到老师那里……
可以说，多年来我是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难以摆脱的负担中生活学习的，没有一刻的轻松。即使在金榜题名的喜悦时刻，也难以得到欢呼雀跃的舒展，想起来好不悲凉。
我好委屈，因为我有过很多的积极表现，应该得到老师的好评，得到“良”的品行。初二放暑假的时候，我牺牲回家的休假，放弃享受母爱的温存，一个人给学校起早贪黑地放牛。这不是一种精神吗？不是，大概是我的精神错乱了，始终找不到一条通往舒心的路，只有走进死胡同。
1961年9月1日开学了。和我一起去报到的共有23名新民六中的同学，也许只有我忧心如焚地迈进新民高中的校门。
校门的两侧，贴着6个班级新生的名单，很是醒目。1年1班的名单里没有我，就去看1年2班的。倏然间，我的血液似乎凝固了，我看到了那3个字——“宋会元”。
原来我就担心录取通知有可能写错了，现在“宋会元”就摆在我的眼前。怎么办？还是往下看看吧，也许我的名字在后边，也许“李会元”写成了“宋会元”，或者根本就没有“李会元”……
还好，谢天谢地，下面几行的中间位子看到了我的名字了，心怦怦地狂跳不已。直到后来，我看到了新的班主任老师手中的那张在初中毕业前填的表，我的心才稳定了下来。那张表里有我的照片，还有我录取的成绩……
新的班主任姓赵，一脸的笑意。他帮我翻厚厚的表格，一页一页地翻，很有耐性。此时此刻，我也翻开了新生活的新的一页，将坎坷进行到底的一页一页。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
2007年，是新民高中建校100周年。欣值百年校庆，我将以我新近出版的小说《草根轶事》作为礼物献给母校，并表示了我的愿望，目前还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否会笑纳。
据说，被约请参加校庆的人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类的吧。比如，某某政府机关的要员、某某名人明星、某某大款大腕等等等等。这些我似乎都不是，我只想借机看看那些多年不见的校友、学友罢了。我没有钱捐给母校，那颗心也就难以用“拳拳”、“赤子”由校方来定位。对于我，这两个词汇得用钱来交换，市场经济的法则我是很清楚的。但我希望迹发生在我的身上。
1964年我上高中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有57岁了。她犹如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面色已经苍老，形容显得枯槁。用“半老徐娘”来描绘，对于她来说都是很奢侈的字眼了。
学校的办公室、教室以及“图馆”，大都是青土砖绿铁瓦的装束，形象很是“古朴”，有些寒酸。“图馆”原是英国教会在新民的一处教堂，我们新生的第一堂政治课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在那里，我们接受了入学后最隆重的洗礼，开学典礼。从那时起，360名新生被学校的团委记赵恩海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也很亲切，感到高中时代的老师对每一个同学都很公平，这也让我在“古朴”中吮吸到一丝清凉鲜活的气息，没有分毫的铜臭味令我恶心。
第二堂课回到我们教室里上的，数学课。这时我才有暇仔细地光顾教室的功能与结构。教室的建筑材料和风格与教堂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西侧两扇对称的窗户很明亮，明亮得有些刺眼。窗户的中间是黑板，这布局很好，规范你时时刻刻地盯住黑板，不许你左顾右盼，不然那明亮的窗户就会狠狠地刺你的双眼。可是，我的眼睛还是被窗户吸引住了，我看到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正在微笑着注视我们听课的神情。
1961年，3年经济困难时期开始由谷底向上反弹，学校对我们这一届新生也给予很高的期望，学苗很好，教学上也抓得很紧。作为第一次当班主任的赵老师，他也是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地就位了，决心和其他班级一争高下。
赵老师，赵焕廷，外乡人，黑脸膛，瘦高个，衣着简朴。他是体育教学组的组长，教我们的体育课。我们第一次目光相对的时候，他略微打量了我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惊喜。那么多的新面孔，靠“按图索骥”谈何容易？对班级没有信心，对自己缺乏恒心，是难以做到的。也许因此，他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值得我尊敬的老师了。
新生入学，除了在录取通知上写明的“伙食费”、“自带行李、牙具”等须知以外，最末一条至今记忆犹新——新生开学时必须带一把镰刀。
3年困难时期最后一年，人们看到了“复苏”的希望，刘少的“三自一包”在人们的心中荡起了一股春风。其中的“三自”就有自留地的内容，也允许农民自由开荒，填饱肚皮不再遥远，也不再是梦寐以求。
春光融融，但也乍暖还寒，学生的粮食定量仍然局限在每月30斤的低水平上。一个月9元钱的伙食费，柴米油盐都囊括其中，副食少得就像吃盐。诚然，比起初中的伙食来，到了新民高中有很大的改善了。这个改善，共有3个因素参与，好像三英战吕布对“饥饿”进行围攻。
其一是，定量由原来的每月27斤增加到30斤，多出来3斤，每天多了一两。虽然仅仅多出一两的粮食，但却使午饭多了一碗稀粥，代替了那碗没油少盐的清汤，天天都让你期盼它。期盼就是希望，希望就让你心里亮堂，好日子就不会阴霾雾瘴。
其二是，学校有个粮食基地——兰旗堡子农场，在沈山线巨流河车站东北的辽河东岸。每逢元旦、五一、十一等重要的节日，师生们会餐的主副食完全出自于这个不算太大的农场。也正是这个农场，我才懂得“会餐”这个词，以前没有听说过。
其三是，学生自己动手去“觅食”，镰刀就派上了用场。
开学不久，全校3个年级共一千多名学生进行了“五次东征”，全力以赴采集“落豆”（音lad）。“落豆”学名是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只知道它是野生的藤蔓豆科植物，草地里、树丛中随处可见，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很强。每个豆荚里都结着三四颗像高粱米大小的豆粒，豆粒一副紫微微的花脸，很坚硬。把“落豆”磨成豆粉，或掺在窝头里，或掺些野菜做粥，比小根菜、“老鸹膀子”好吃得多，也有营养，只是窝头和粥都是紫色的。
所谓“东征”，就是步行到离学校20多里辽河西岸的巨流河地区，对“落豆”进行围剿，使其颗粒归仓。每次出征，赵老师既挂帅又当兵，身体力行，有“亮剑”中李云龙的风范。他不让我们这些小个子去冲锋陷阵，叫我们当侦察兵，寻找“落豆”又密又多，交通又方便的战场，然后迅速地向他报告行军的路线图。所以，每次出征我们1年2班都能攻城掠地，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对于赵老师来说，叫做知人善任，指挥有方。对于我们身小力薄者来说，那是体贴入微，呵护有加。我们不会因此而心安理得地享受照顾，在完成侦察任务之后，就去协助同学们收割搬运。
那天，同学们满载而归返校了，我们几个继续寻求第二天的战场。等我们回到学校天就黑了下来，让老师和同学们十分担忧焦灼，被赵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他越是严厉，我们越是感到温暖，怎么会有半点的怨言与不悦啊。打那以后，赵老师对我们真的生气了，不让我们离开他半步。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1962年的元旦来到静悄悄的校园。
怎样让同学们过一个困难时期的新年呢？赵老师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来。元旦之夜，其他班级和校园一样，静谧的色彩涂抹着每一个角落。
县城内的走读生放假回家过节了，住宿生在教室里等待午夜的火车好启程。心早已回家，我们都无心翻，就闲聊。
1961年到1962年的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潮不断袭来，寒气逼人。此时此刻的中苏关系也骤然降到了有史以来的冰点，8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相继出现在广播里、报纸上。严峻的国际风云，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给我们留下的恐惧，谁都猜测不到眼下会发生什么更为严重的事故来。那天，我们一边在教室里等火车，一边讲述着一则惊魂的传说。
这个传说，在新民、在沈阳，甚至在关内外几乎家喻户晓，让人惊慌不已，因为有人看见了那是事实。
说，在长白山逮住一条大蟒蛇。这蟒蛇比大缸还粗，有四五节车厢那么长，现正在运往北京的途中。有人亲眼看见了，说，路过新民停留的时候，大蟒蛇突然间苏醒了，还压死了两名给它打麻醉剂的护士……
这则十分叫人窒息的传闻，直到1963年后半年才告平息。然而，一时间的国际风云突变，自然灾害挥之不去的阴影，恐怖谣传的心理笼罩，使本来就很漫长的冬天更加让人感到不安与严寒。作为学校，自然也在审时度势中窥视着时局的发展，那还会有心思强打精神去谋划这等不和谐的元旦晚会呢。
同学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打发着令人难熬的时间，赵老师轻轻地推开了教室的门。有的同学来不及站起来，但也异口同声地道了句“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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