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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四十年代大学教授（3）
当时，大学教授发出这样的呼吁并非什么奇特之举，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文明的抗议方式，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我要充分表达出我的意见。
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邵循正、徐毓枬、袁翰青、陈振汉、杨人楩、楼邦彦、戴世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意见，督促政府改变自己的作风。①对于当时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朱自清、陈达等四十八名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立刻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他们本着“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②并从法理的观点指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理性。《观察》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为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宪政治之途所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自己，而是以公理为尺度。在《观察》时期，有法学专业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斗志最为旺盛，如楼邦彦、韩德培等，对于政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处，他们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评。①
第五节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1）
1949年后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突然转变，多数人能够设身处地予以理解。对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后人不必责之过苛。但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这种转变是真诚的，还是被迫的？二、1949年以前，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三、屈服来自于理性的分析，还是天然的保护本能？四、信仰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感情和理性的选择为什么会产生偏差？等等。
《观察》1948年底被迫停刊，到1949年11月1日复刊，其间仅有10个月的时间，但这10个月，却是至关重要的，其间发生的重大变化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来了无穷的困惑。新时代的到来，使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得到暂时的慰藉，连年战乱，外敌的入侵，经济的崩溃，人民的苦痛，使他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但矛盾也在此时产生了。
1949年以前，多数受过欧美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于国共都有清醒的评价，所以难以相信1949年后他们的突然转变是真诚的。这里可能有一个“青年信仰”的问题。
“青年信仰”是指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念。一般说来，信仰的形成要受到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程度（包括传统教育和留学背景）等等的制约，从其年龄上看，当在二十五岁以前。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1957年后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和士气的消失，就是这个原因。也许有人会说，1949年前，同样存在着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后表现绝然不同？难道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会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青年信仰”冲垮？
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不管他们最后发出的声音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够左右统治者，但这声音毕竟能够发出，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还保留着起码的敬意。而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在整个社会中的独特地位。这种“边缘化”的最终形成，是统治者的强权造成的。至于知识分子自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另外一回事。许多知识分子确实在真诚地否定自己。
1966年自杀的翻译家傅雷也曾是《观察》的撰稿人。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无疑是自发的、真诚的，没有政治压力。在1957年前的傅雷家书中，虽然多数是谈艺术、谈人生的文字，但也偶有谈自己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内容。他主动给傅聪寄去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和一本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小册子，其态度的虔诚令人感动。他还动情地说：“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①
无法怀疑傅雷的这种感受。还有另一种错觉，傅雷对毛泽东1957年春天讲话的评价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傅雷认为“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然而就是这位令傅雷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号令，傅雷便在其中。
复刊后的《新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词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新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
文章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将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致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
第五节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2）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成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①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第五章《观察》撰稿人的命运
第一节 关于“《观察》撰稿人”
“《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从《观察》创刊号上起，一直列在《观察》封面下的那一批人。对“《观察》撰稿人”，1947年初，《观察》出满第24期后，储安平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