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在20年代末期即与徐志摩认识，并且有一定的往来，他对《新月》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称赞。后来无论在重庆办《客观》还是在上海办《观察》，走的基本上是《新月》与《现代评论》的路子。储安平在《观察》的创刊宗旨中一再强调：①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储安平接着详细阐述了《观察》所持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刊物中随时标示出《观察》的“本刊传统”：
一、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1）
关于《新路》的情况要先从萧乾说起。萧乾在晚年回忆起1948年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曾这样说：“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1956年解下过几个月。”①从萧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新路》周刊，他过去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载再回沪。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
萧乾是1979年说这番话的，他在回忆中的第一条显然是记错了，《新路》封面上并没有标明是“吴景超主编”。对于萧乾的这番辩解，巴金在1979年写给萧乾的一封信中说：“还有关于《新路》的那段话不大好。说到自己，如能检查，就诚恳地讲几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开不提，最好不要替自己辩护。要辩最好等时机到来，一下子讲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辩更坏。”①
1948年1月底，萧赴北京参加社会经济学会。会上决定筹办《新路》杂志，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刘大中负责经济栏，萧乾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两栏。②
1948年3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3月2日的会员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三十二条主张”，并决定主办《新路》周刊。
《新路》的创刊号1948年5月份出版。创刊号在第二页刊载了《发刊辞》，在封底以附录形式，全文刊载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即“三十二条”主张。
创刊号在文艺栏中刊载了萧乾的《柏林那趟》，楼邦彦在“专论”专栏中发表了《当前中国的行宪问题》。他们两位同时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
《新路》周刊完整地出了第一卷，共24期，时间是1948年10月23日。第2卷出至第6期，即停刊，时间为1948年12月18日。
《新路》在第2卷第1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是针对国民党令其停刊的决定而发的；③
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
本月二日，本刊接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崇三（37）字第二、三四五号通知，原文如下：
“奉市政府交下内政部三十七年叁字第一五五一六号代电内开：查新路周刊九月四日出版之第一卷第十七期所载：“新金圆卷发行总额的规定”，“总统有命政院有令地方遂执法以绳”，“北平大捕学生记”，“小休局面中的华北情势”，“天堂噩梦”各文，言论反动，诋毁政府，同情匪军，袒护匪牒，破坏币制，煽惑人心，实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两项之规定，应予严重警告。又该刊原登记系在北平出版，近复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核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五条之规定不合。除分电上海市政府，通知其停止刊行外，相应电请查照转知警告并见复等由，节饬办等因，奉此，合予严重警告，特此通知。”
在北平市社会局转给我们的通知里面，转来内政部对于本刊的严重警告，并责备我们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关于这两点，我们愿意在这儿公开答复。
在内政部所指摘的五篇文章中，有两篇是短评，三篇是通讯，前者是批评时事的文章，后者是报道事实的文章。关于批评时事，本刊素来抱着一个见解，就是在宪政之下，政府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公仆所做的事，是否对于主人有利，只有主人知道得最为清楚，因此主人对于公仆的行为，有尽量批评的权利，公仆对于主人的意见，有虚怀接受的义务。这是宪政的国家中，政府与人民所公认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的政府，过去在一党专政之下，养成了一种傲慢的心理，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政府是服务人民而设，以致一切的行为，多与人民的利益脱了节。过去在专政之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总算持起宪政的招牌了，但是政府中的公务人员，还没有把他们那种傲慢的心理扭转过来，还不知道虚怀地向人民领教，还想以威力来压迫人民言论的自由，这实在是可以惋惜的。我们愿意忠告政府，批评时事，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政府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评，才可避免更深的腐化。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不知反省，不求自新，只知压迫逆耳的正义，长此下去，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前途，是谁都可以预料得到的。
关于报道事实的文章，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客观的事实，告知全国关心国事的读者。事实发生在全国的各地，各地也有人在那儿观察。这种观察，因为个人的耳目难周，所以本刊对于各期所载的通讯，决不把他与实验室的报告同样看待。试验室的报告比较更为客观，因为在实验室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要经过好几次的审核之后，才发表出来的。我们对于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无法做审核的工作。因此，凡是读者发现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有与实际情形不符之处，只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把他公开，以供读者的参考与判断。譬如我们曾登过一篇通讯，是报道开滦煤矿情形的，负责办理开滦的人，指出其中有几点与事实不符，我们便把这封来书登出，表示我们对于事实的报道方面，完全采取求真的态度，不歪曲事实，也不隐蔽事实。政府方面，假如觉得我们的通讯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只要来函更正，我们是愿意登出的。同时，更正的事实，是否即是事实，我们也不加判断，那种工作，应该是由读者自己担当起来的。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2）
以上是我们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通知中还有一点，完全是出于政府的误会，我们应当在此声明。本刊的编辑及发行工作，都在北平。但以目前交通不便，邮运很难，为节省物力起见，为减轻读者的担负起见，所以我们在上海印航空版，由北平打好纸型，在上海印刷一部分，供给南方本刊读者的需要。我们这种做法，一可以节省航空公司的吨位，二可以使本刊在南方售价，不致高于北方，因而可以节省本刊读者的费用。这种办法，有百利而无一弊，现在不但本刊有这种办法，同业中采取这种办法的，也有好几家。假如政府是爱护舆论的，我们看不出政府对于这种办法，有何反对的理由。我们要问政府的，就是在另一地加印航空版，是否即算是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如此种行为，并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内政部要我们在上海停止刊行，便等于无的放矢。如政府以为加印航空版，即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请政府立即允许我们在上海出版发行。北平与上海，都是中华民国的版图，我们看不出一个刊物，为什么可以在北平发行而不能在上海发行的理由。
最后，我们愿意借本刊第二卷开始刊行的时候，重申我们在发刊词中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如下：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谩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20世纪40年代末，较能集中反映当时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言论，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当时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一种学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