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什么，也不关心自己所走的路究竟能通往何处，大学四年忙忙碌碌，到头来却碌碌无为；要么不思进取，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用睡懒觉、玩网游的方式度过大学四年。
金末学者王若虚谈论文法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我觉得将这八个字作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原则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一方面，职业生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充满了无数的变数，职业规划自然也就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所以“定体则无”，大学生没必要将职业规划做得过于深入、细致。事实上，让一个大学生完全想好毕业以后去哪座城市、哪个行业、哪类企业从事哪个具体的职位，这也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大学生又应该“大体须有”，对职业生涯做一个大概的、轮廓性的规划，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找出一个大的方向来，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社会实践都沿着这样一个方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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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经济的仕途经济
如果说当公务员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么，最大的代价莫过于用一个稳定的饭碗换取了一生中的无限可能。当一个人“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可能有过很多斑斓的梦想，可当他做了若干年的公务员以后就很可能什么想法都不会有了，所有的激情所有的棱角都消失殆尽。这一点在我一个昔日的朋友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朋友本来一直想做个广告策划师，以他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扎实的文字功底，要在广告公司脱颖而出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毕业的时候他被家人安排进了湖南某市财政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保先办”。这是一份闲得不能再闲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在过着猪一样的生活”。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很不愿意大好的青春就在喝茶看报聊天中度过，甚至好几次都想辞职来广东寻找当年的梦想。可是，几年过去了，他的这种痛苦不复存在，当年的激情和梦想也不复存在了。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被体制化了”。
《南方都市报》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公务员与行政垄断过热是国家之祸”的专栏文章，作者连岳在文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再没有哪种体制比公务员体制更能戗害人的精神，再没有职业比公务员更让人感到乏味沉闷了，那一点点固定薪水换你的无限可能，对于短短的人生来说，是多么不划算的交易。”这句话是多么的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比尔？盖茨说他18个月不创新就会完蛋，残酷的市场竞争逼迫着企业里的每一个人无暇偷懒。与此相反，再没有哪一个职业群体比公务员更加安乐的了。在这样一种稳定、安逸的环境中，要让一个人不断地自我鞭策奋发进取，那是何等困难的事情！于是乎，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连岳让他一个在机关工作的朋友留个邮箱地址，他那个朋友便把家里的门牌号码报了出来；有人给公务员培训的时候，要求学员把鼠标移到屏幕左上角，竟然有人拿着鼠标摆到了显示器的左上方。
《广州日报》曾采访过广东某著名学府新闻系的一名毕业生张哲。张哲毕业后在家人的安排下当了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名城管，工作非常轻松，有时候一周只要上两三天班。他一度梦想着拿着话筒出现在电视上，一本正经地出现在新闻现场，可是，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同班同学在媒体或者外企干得风风火火。他想要重拾梦想，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现实牢牢套住。他无奈地说：“我看不到未来。工作时，我在蹉跎岁月；放假时，我也是在蹉跎岁月。”当他有一天被体制化了，习惯了公务员的安逸，他还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吗？
几年前，一项调查显示的韩国青年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国家机关。这让许多韩国人大呼“不正常的现象”。韩国《朝鲜日报》甚至发表题为“青少年竟想成为公务员，韩国未来令人担忧”的社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青年应该具备无限的梦想和毫无畏惧的勇气，这才是推进国家进步的原动力。然而，韩国的青少年好似饱经世故的老人，没有了梦想、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探险精神及勇气，只想着牢牢抓住可靠的‘饭碗’。这样下去，韩国的未来实在是令人担忧。”
相较于我们眼下的“考碗热”，韩国人的态度是否值得我们反思呢？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提出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他认为，当人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相反，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得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也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热衷于加入公务员队伍进行“分配性努力”，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病症呢？当一个社会中教育水平最高、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一群人都热衷于从政，靠别人供养，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创新能力可言呢？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所言：“现在为什么考公务员这么热？博士、硕士，学外语、学化学的，都在机关里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600万大学生都去考公务员，都吃财政，不创造生产力，这意味着社会的倒退。”
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1）
就国内目前的学术环境而言，每一个选择学术之路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三个方面的T（威胁）：日益功利的学术体制，渐趋*的学术氛围，过于有限的学术自由。
第一个T是日益功利的学术体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工程”二字在中华大地无孔不入，就连教育事业都变成了一项又一项工程。用工程的思维来办高等教育，必然造成了大学的“麦当劳化”——如同麦当劳式快餐生产程序的“可计算性”一样，高校的具体教学和科研实践也在追求“标准化”和“可预期性”。本科生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硕士生、博士生乃至大学教师，在相当等级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则是顺利毕业和职称晋升的硬指标。倘若所“生产”出的“学业”和“科研成果”不能契合精细的考核机制，即便再有才华、工作再积极诚恳，也无法“出厂”或者被认可晋职。比如，某高校的副教授聘任门槛为：在中文核心期刊或同类级别期刊发表4篇论文，而且必须另有省级以上出版社教材两部，或专著1部，或以第一作者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或1篇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摘录或人民大学复印期刊全文转载。
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下，一个新的词语诞生了：科奴。被住房月供困住的人被称为“房奴”，被信用卡困住的人被称为“卡奴”，而高校教师在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成为了科研奴隶，被称为“科奴”。教师发表的论文数量决定着高校的“工程”建设是否成功，决定着学校在大学排行榜中能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也决定着教师能不能晋升职称，能不能保住饭碗。于是，教师们只能像工厂的流水线工人一样马不停蹄地“生产”论文，他们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说，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成果，经费要被取消，这促使一些科学家在没有成果的时候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不少粗制滥造、拼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让来自中国的论文只见数量不见质量。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九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正如数学大师丘成桐所说：“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
“麦当劳化”的学术体制必定是急功近利的，它的功利性在另一个方面表现得更加彻底，那就是“经费决定一切”。每年争取到多少立项和科研经费是教育主管部门考核高校的一项硬指标，自然而然的，这也就成为了高校考核教师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为例。该校对教师的年度业绩考核如同“记工分”，一学期给本科生上一门课计1分，发表一篇收录SCI的论文计2分，在指定国内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计分，而拿到10万元科研经费计2分——这是指与企业横向挂钩的，与政府纵向挂钩的更高。该校的张老师尽管几年来没出什么成果，甚至没有一篇论文被SCI收录，但凭借他为学校拉来的300万科研经费，刚过30岁就顺顺利利地当上了教授。 。 想看书来
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2）
丘成桐说：“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也说：“中国的大学都有围墙，但是围不住。教授已经很难再心如止水了。过于世俗化已成为大学的一大问题。”科研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心态和精神，在浮躁的、功利的学术体制下，如何能出大成果？如何出大师？泰戈尔有这样一句诗：小鸟的翅膀如果系上了黄金，它也就不能飞翔了。当学者的抱负与理想被一个个急功近利的指标死死地束缚起来，他又如何展翅高飞？
第二个T是渐趋*的学术氛围。
在量化式科研教学考核机制下，科研成果首先是以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教师们必须发表足够多的论文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可是，要想取得真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