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
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
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
起来就是。
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
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
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
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
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
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
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
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
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
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
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
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
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
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只有这样不
“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
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
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
摸索。
※※※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
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
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
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
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
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奇怪，为什么
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
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
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
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
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
否太高了一点？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
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
正义感。
※※※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
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
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
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
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
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
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
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
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
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
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
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
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
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
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
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
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
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
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弓虽。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
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闹”吗？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
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自白
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
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
的“人”看待。
他们很冷静地读我的文章，而后写信来。不同意的入试图指出我所忽
略的地方；厌恶我的人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欣赏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
把倾慕的话写下寄来。
我的反应也是一贯的冷静；觉得我用的逻辑不周全吗？好，让我再演
绎一遍证明给你看。资料引用有误，对不起，我道歉并且更正。恶毒的人身
攻击？我不屑于理会。至于赞美和倾慕，让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究竟值得几
分；这个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
消息传了出去，像野火一样烧开。
突然之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
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而言之，被人发现正身之后，我就不再是个“人”，
而是个“女人”。
本来称我“教授”的大学生，突然改口称“小姐”。本来恨恨想跟我打
一场硬笔仗的作家，颓然掷笔长叹：“唉！对方原来是一介妇女！”本来要骂
我“刻薄”、“激烈”的人，现在理所当然地改口骂“妓女”。本来想写信来
表示欣赏的人，突然犹豫起来：会不会被人误会？最奇妙的，莫过于访问记
者。在我还是个“人”的时候，’访问者所拟的题目往往平淡无奇：你为什
么写“野火”？批评家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症结在哪里？等
等等。变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学者”，换句话说，“女人”之后，访
问的内容突然活泼生动起来：你结婚了吗？先生是哪里人？在哪里坠入情
网？他在做什么？他对你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兴太大出名？陪不陪你买
菜？你们有几个毛毛？长了几颗牙齿？还打算生几个？用什么避孕方式？一
天换几次尿布？谁换？你的文学批评干不干扰卧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书、
写文章，一面照顾丈夫？你买什么牌子的尿布？在被“发现”以前，在我还
是个教授、学人、正常“人”的时候，也有人赞美我的文章思考缜密、条理
清晰。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思考不缜密、条理不清晰的人本来就不该
选择学术的路。头脑清楚只是所谓“学人”的基本条件罢了，就像鸭子非有
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么能算鸭子！可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连这个基
本条件都在一夕之间变成稀奇的东西，惹来许多问题：作为一个女人，你怎
么会写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没有感性的一面？你究竟为什么会有那样清晰的
思路？你是不是个女强人？你是不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
才写这么强劲阳刚的文章？你的家庭是怎么教育你的，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父母兄弟、街坊邻居看得惯你吗？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吗？
※※※
我其实从来也不曾故意隐瞒自己的性别，只因为旅居国外多年，此地
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而“龙应台”三个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时候，为了名
字，还发展出一点恨父情结，怨他没给我取一个比较秀气的名字，譬如龙咪
咪、龙美丽或龙可爱之类。但是父亲后来解释，他当初只有两个方案，一个
是龙应台，另一个就叫“龙三条”，因为我排行第三。两相比较之下，我反
而心生感谢，还好没叫“三条”。那么，别人是怎么发觉龙应台是女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 。“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
雄壮的男人声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嗄嗄！”对方突然断了声音，我的耳朵陷在电
话线的真空里。等了半晌，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的：“你你你，
你是个——”我很同情他的受惊，赶忙把声音放得更轻柔一点：“对不起，
是啊！很抱歉哪！”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又沉吟了半天，犹疑地说：“我是大
文人出版社的负责人——怎么电话里传来香味？”我赶忙解释：“厨房里正
在煎猪脑？ 。”“哦；是这样的，龙——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求您的
同意将您一篇大作编入我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您是，
是个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
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让我考虑一下好吗？”“好，那
我就不打扰了。抱歉妨碍了您煎猪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