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重量，但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默许倒计时的压迫性在适当的时候引爆人类的疯狂？我们已经眼见那么多政治迫害、宗教屠杀、道德欺骗、社会动荡，以及纯粹属于生理行为的侵略与征服，我们还要见识多少？
17．那么，何谓未来？未来被什么所决定？被什么所反驳？我们将与何人相遇？没有发生的事情何以对我们的历史存在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中国有500万巫婆神汉号称能够预知未来，给那些对未来充满恐惧或抱有希望的人描述未来成了他们的生计。但中国同时又有一种说法：命会越算越薄。因此人们最好安于对未来的无知和生存的盲目，并保存一份个人对于未来的感受力。我无意将预言未来的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与巫婆神汉混为一谈，但我们在领会他们对未来的预设时难免不会留心一下他们的预设出自他们的哪个我。而据我的私见，从经验我出发，未来是死亡逼近的整个过程；从梦我出发，未来是猜测、想象、机缘和创造的空间。对于未来，逻辑我一向跃跃欲试，那就让它继续努力工作吧。它的跃跃欲试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它是多么善于总结过去。只是这里存在一个小小的问题，过去和未来并不完全对称，有限的人文过去和现在看来几乎无限的人文未来之间的可比性微乎其微。有谁提前到过未来，事后又重返我们身边？而返回未来，不过是对于我们幻想中返回过去的戏仿。回望过去，我们在事件之间发现了（或建立起）必然性，我们因此把过去改造成一门学问，而未来以及如何送入未来却不是一门学问。即使我们相信努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对未来的预言，我们也只是在梦中相信。即使我们相信由以色列数学家埃利雅胡·芮普斯（Eliyahu Rips）和物理学家道伦·魏茨腾（Doron Witztum）所发现的《圣经》密码：一切都有定数，我们依然不清楚那不时出现在密码中的〃顺延〃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未来〃是一个神秘的字眼。面对未来表示谦虚是必要的。这并非由于我们具备谦虚的美德，而是由于我们了解我们的有限性。
18．我从叙述记忆在与政治暴力、现代化暴力的抗争中怎样获得和维持其神话合法性，进入到讨论过去对于未来的预设。然后我从三个我的角度指明人类的自相矛盾，并以此剥夺了预设未来的神话合法性。最后，我把有关未来的话题纳入到存在的范畴。看来，正如尼采所说，一切价值都有待重估。但重估一切价值的前提是重估我们自己，这一点被尼采
忽略了。如何重估？难道我们没有因为指明人的自相矛盾，在剥夺了记忆的神话合法性的同时也剥夺了我们自己重估过去的权利吗！表面看来确实如此。但我们不是也同时获得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开放的未来吗？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否定记忆的道德价值和人的判断能力，但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更像人的生存，我们有必要把倾斜的我扶正，变三个我中一个我的不可靠的判断为由三个我共同参与的反应一判断，在梦我、经验我和逻辑我之间达成最低限度的妥协。三个我，三个魔鬼，如前所述，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独自推进到疯狂，而三个我之间妥协的成果有可能就是先人所谓的〃良知〃。我把这良知理解为世俗理性，它的工作便是阻止以一种可能性压制其它可能性，不再把记忆中对于未来的预设当作真理，而将它当作思想、情感、道义和想象力的演练。只要我们尊重人的自相矛盾，从我和我的和解走向人类的和解就是一件我们可以期待的事。这样，我们也就将真正的未来从过去预设的未来中解放了出来。
1998．7…11
面对一架摄影机
作者： 西 川
面对一架摄影机*
80年代不写诗，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
我自己感兴趣的有好几堆事。当然我写诗嘛，所以诗歌是我的一堆活，肯定会经常想诗歌的事。另外一堆是文化的事，我自己实际上一直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兴趣。对明末开始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个事情有兴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比如说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史方面也有兴趣。当然还有当代生活，当代生活和诗歌的关系。反正就是这么几摊事。
中国当代诗歌实际上在实验这方面跑得比较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吧。到了八十年代整个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我可以走哪儿吃哪儿，走哪儿住哪儿，只要是有人写诗的地方，就有朋友。我这儿也接待过好多人，后来我都招架不住了。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个条：〃自备饮食〃，〃谈话不得超过一个钟头〃，那些来的人里，其中有一些怪七怪八的。比如说上海那个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孟浪，现在去美国了，还有一个叫默默，一个叫郁郁，他们三个人在全国旅行。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上海有什么写诗的人，他们这么一旅行就把诗人全串起来了。这个地址呀，电话呀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都串起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上海的一些写诗的朋友，比如陈东东呵，就建立联系了，有些还是很久以后才见的面。一开始都是写信，互相寄各自办的小刊物小杂志。而且孟浪他们这几个人呵，是一路走一路偷，偷书呵，各个书店里偷书。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厂一个叫什么的书店？ 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我老去这个书店，都认识人家了，可孟浪在里面蹶着屁股，把书架底下的柜子门打开，直接把书从领口蓄进衬衫里，别人在后头还看不见他。我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常来这个书店，我怕人家抓着他。在西藏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图书馆看到一套当时特别难找的书；就是弗洛伊德的一套书，郁郁想我明天就去把这套书偷来。结果呢，第二天他一去，发现这套书已经没了，回到旅馆一看这套书已经放到孟浪枕头边了，他已经事先给偷回来了。
当时写诗的人简直热闹之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的那些朦胧诗人已经老了，更年轻的一代开始要造反了。所以当时北京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每个月都给年轻人提供场地，每个月都在那儿聚会一次。当时大家在那儿，也有好多争论，年轻一拨跟老一拨的争论。还有些画画儿的，那时候画画儿的，不像现在画画儿的，都有国际影响什么的。那时候画画儿的住的破屋子里边乱七八糟。记得有个画家朋友住在西单，我去看过他。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但是我特羡慕这种生活。他也没钱，我便跑出去给他买了一锅包子，庆丰包子铺的包子，他说好吃好吃。看他那样子好像他已多少天没吃饭了。
九十年代完全变了样，九十年代变成了市场经济。在八十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九十年代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是有病。
诗歌总是要触及那些未知的问题
说个大话：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要是没有诗歌，问题就大了。再说句实话……我不是说自己的狂话，我说的是诗歌的狂话……中国诗歌经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么一折腾，实际在文学意识上它已经很超前了。据我所知国际上最活跃的几种诗歌语言……英语当然还是很活跃的国际语言了，西班牙语很活跃，中文也是很活跃的诗歌语言。如果我们撇开那种社会性的一般看法，写诗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很有趣的事。
但前一阵有一个记者问我，为什么写诗的人里边好多人自杀的自杀、疯的疯、跑的跑？我就说，这实
………………
*1988年艺术家胡择、王迈为他们的纪录片《处境》采访了西川，本文是西川在摄影机镜头前的长篇独白。
际上是因为诗人对思维的探索已经进入到一个很深的程度，每个人都是一套，谁都瞧不上另外一个人，互相都觉得自己是老大。这里边有点道理，也没什么道理。就是他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有点道理就是说每个人还的的确确往前走了一些，往前探索了一些。现在在诗歌界里，还是觉得很有趣。有些写小说的，以前就是写诗的。有些写歌词的，以前也是写诗的。后来当然不写诗了，写歌词写小说，也可能这个时代是一个散文时代，但诗歌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说诗歌在这个时代已经像考古学那样专业了。但我们看国外的一些批评家、知识分子，诗歌对于他们还是很重要的。诗歌可以和很多东西建立起关系来，比如它和哲学的关系。诗歌总是触及那些未知的问题。这样一来实际它在整个思维领域里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我举些例子，比如说诗歌在八十年代，当年轻一代要反抗朦胧诗的时候，它已经在搞那种非常生活化的东西了。实际上有点像电影纪录片似的那种东西，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后来美术当中也开始有这种东西，叫〃近距离〃吧，他们自己有一个说法。写诗歌也简单，就是坐那儿写嘛。所以诗歌很早就开始尝试这种东西了。如今看见各个行当里的疯子，我一点都不觉得新鲜。因为这些疯子我们见的已经太多了，疯子骗子傻子见得非常多，现在已经有点处乱而不惊了。
诗歌是我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作者： 西 川
诗歌是我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诗歌让人陶醉。我自己当然也读小说，也读散文，还有戏剧。但真正能满足我的精神需要，满足我的智力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诗歌，这一点都不是在贬低别的行当的东西。由于我写诗，我更了解诗歌，我可能对它有一种深入的了解，我知道这里边的好处在哪儿，当然它的问题在哪儿我也知道。
读诗歌的时候，觉得简直是好极了，比如说像叶芝写爱尔兰独立的一首很短的诗。他写到爱尔兰一个领袖式的人物，革命领袖，叫帕内尔。他写道帕内尔对欢迎他的人群说：〃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