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前我从未进入过任何一·座修道院，所以这座并非古老的修道院令我浮想联翩。意大利文艺理论家、作家翁贝托·埃科曾经在小说《玫瑰之名》中描述过一座意大利中世纪的修道院：在这座以图书馆为核心的迷宫般的修道院中藏着亚里士多德论述喜剧的著作，即《诗学》第二卷，但该书与一本淫秽作品合订在一起。不断有人寻找这本书，不断有人死去。杀人者是修道院的老院长约尔格。为了维护信仰和思想的纯洁，他最终既烧掉了这本书，也烧掉了整座修道院。当然，此修道院非彼修道院，它不以图书馆为核心，而是与圣彼得学院同体相联。来自附近的学生们在此学习各种世俗知识，神学课程并非 年年开设。
我之来到此地，乃是由于这座学院。加拿大诗人梯姆·柳本（Tim Lilbum）在此教授写作和哲学课程，他的哲学课内容从柏拉图到当代女权主义和环境哲学应有尽有。当天晚上，我给梯姆的学生们讲了一个小时中国当代文学，并朗诵了一些我的诗。讲完课，我步出修道院大门。梯姆的小卡车停在寂静的雪地里；天上北极星、北斗七星和与之对望的王后星座与我在中国所见并无二致。同样的星星，在地球的这一边，竟然孕育着不同的精神。
根据我的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我要接受《草原信使报》记者多娜·波金（Donna Poelking）女士的采访。波金女士身宽体胖，与一般世俗新闻媒介伶牙俐齿、咄咄逼人的记者完全不同，她用温和的语调激起我的谈兴，我竟从加拿大的荒野谈到加拿大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不同，谈到我的成长、我的写作历程，谈到80年代中国的诗歌运动。波金女士开着录音机，同时在本子上飞快地做着笔记。她说她对这次采访很满意。她说我最后再问一个私人问题。我以为她会问什么政治问题，没想到她却说：〃我听说你生命中有一些鬼魂！〃……这是在加拿大中部荒野上的一座修道院里，此地与我的家乡隔着浩瀚的太平洋。我大吃一惊，一下子紧张起来。〃你听谁说的？〃波金女士说在她来采访之前，报社副主编玛丽安·热诺嬷嬷（Marrian Rnoll）跟她提过这件事。热诺嬷嬷并不属于圣彼得修道院，我从未见过此人。难道她有灵异的知觉，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到了圣彼得修道院？难道我真的带来了鬼魂，惊扰了这修道院的圣灵？
奇异的事情已经屡次发生在我身上。三年前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我冷不丁看到一个拉着一辆破旧的竹制婴儿车的老太太走在我前面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我听到她在叽里咕噜自言自语。我紧跟两步，想听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分明听到她在骂人，而且骂的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我感到奇怪，四下张望了一圈，胡同里只有我们两人。那么这个根本不曾回头看我一眼的老太太肯定是在骂我！想到这里我心头一震：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英美文学，在以后的阅读中也以外国文学为主，难道这个老太太感到了身后的人与她的生命状态完全不同吗？我注意到她身后婴儿车里铺盖卷上有一个书写着〃看相〃二字的纸牌子，但我从不看相算命，尽管我本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死亡之后变得颇为迷信。我快步超过这个小脚老太太，走出胡同进了正对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馆。隔着窗玻璃，我看到她从胡同里走出来，在马路边东张西望，大概是在寻找我。后来我把此事讲给朋友们听，他们说这是观世音菩萨下凡，为的是给你当头棒喝。这件事使我重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在学校里主动承担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选修课教学。……难道这一次，在圣彼得修道院，我又遇上了西方的观世音？我强使自己镇静下来，向波金女土谈了那些发生在我生命中的死亡，但我的心情由此彻底改变了。
中午吃过饭，我与梯姆步出修道院。在修道院东南侧的树林里，我把波金女士的采访和热诺嬷嬷的问题告诉了他。我问他在基督教中，是否也有一些人具有特异功能他说有。我问他是否曾经把我的事告诉过热诺嬷嬷，他说也许，但记不清了。他努力安慰我：也许我们应该适时忘记某些事情，也许这是一个契机，使你能够放下心灵中的一些重负，脱胎换骨，去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我们散步到一处隐修士居住的小房子，没有进去。梯姆掏出一把葵花籽（这是他兜里常备的），伸出手来，嘴里发出送气的piu piu声和嘬嘴的zh zh声，这时树林里一种名叫chickadee的小鸟便纷纷落到他的手上，衔走葵花籽。我也拿了一些葵花籽伸出手去，piu piu zh zh，等待小鸟衔走它们。我在内心许愿道：小鸟们，如果我不是一个邪恶的人，如果我不是一个终将被抛弃的人，如果我的生命还有希望，你们就来吃这些葵花籽吧。起初，小鸟们似乎有些怕我。它们飞近我的手，但又总是在我的眼前急转弯飞去。我有些沮丧，但梯姆鼓励我坚持。终于有了第一只小鸟用它的小爪子怯生生地抓住我的手指，然后探头衔走一粒葵花籽，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这时我内心深深的不安才算缓解下来。
生命的故事（二）
作者： 西 川
怎样才能卸下心灵的重负？即使不能完全摆脱，怎样才能稍微从容一些地走路，而不必紧张地、时不时地回头张望跟随在身后的幽灵？我已为逝者写下不少诗篇和文章，但依然无法凭借文字完全清除他们留给我的阴影。保存一份记忆，是良心所在、道义所在，但也不能否认，死亡像一股凉气进人我的大脑，进入我的脊椎，它像恐怖的天启进入我的噩梦。我曾经梦见我孤身一人步行在山谷中一条落叶纷飞的小道上，径直走进一座无人居住的房屋。这房屋内的一切都是蓝色的：蓝色的墙壁、蓝色的地板、蓝色的桌椅和茶杯，一种冰冷的感觉，忽然蓝色的窗帘自动拉开！这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鬼魂在做怪，这是寂静，是空无，是死亡的真实面容。
美国女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生前说过：〃死亡是一门艺术。〃对于一个像普拉斯那样的自杀者，死亡可能的确是一门艺术，可对于生者，对于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来说，死亡，作为一个事实，太残酷了，这其中不包含任何人们想象的诗意，甚至哲学也派不上用场；任何人的安慰都无用，任何你对死亡的猜测都失着邪恶？承认这一点是否意味着我们理解了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人道主义我们应当首先给予他人还是应当首先给予自己？何谓人道的艺术？人道的艺术是否就是伟大的艺术？……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或许一生的时间根本不够。
瑞士精神分析大师荣格曾经写过一篇作品，名为《向死者的七次布道》。荣格视现代人为死者，而布道者却是公元2世纪叙利亚诺斯替教的领袖巴西里德斯。通过这篇布道辞，荣格表明，人们应当把精神的门户打开，让那些幽灵进来教训我们。在过去，在传统中，多数精神导师都曾访问过死者，如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以及我们中国的黄道士等。所以，荣格的意思，不是生者向死者布道，为他们指路，提醒他们要迈过多少道冥府的门槛，转过多少个无人的街角，而是死者向生者布道，告诉我们生命的航行需要张挂多少张帆，在恶劣风浪中怎样稳住船舵。很明显，在这里，荣格是要我们将精神的门户主动打开，这一点肯定不易做到，这要求我们放弃身为生者的满足与矫情、安全与无聊，去寻觅，去倾听。不过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主动打开精神的门户，幽灵都会闯进来。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黄道士，对于我们背向死亡的心态，死亡命令我们转身，接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生者，死亡是一种教育。这不同于有人倡导的〃死亡教育〃，教育我们去了解死亡，正视死亡；不，我的意思正相反，死亡是要以它的残酷、它的黑暗、它全部的时间过去给我们以训导、撼动和摧毁。这样的教育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我们又必须接受。我们被迫改变我们自己，好让死亡满意。
圣保罗说过：〃我每天死亡一千次。〃我懂他的意思：他把死亡视作一种生命状态，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无数个瞬间进入死亡。但是在经历了海子、骆一禾、戈麦、张风华，以及那些大街上的死亡之后，我不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用一千次，几次强行刺人我们眼帘的死亡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世界的愚蠢和暴力。他们死时都那么年轻，他们一个个都那么才华横溢，他们去了哪里？或许我可以安慰自己：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能够与他们相会，他们已经用死亡把来世变得不那么可怕，但是这解决不了生的问题。我多想学会心平气和地面对死亡。我多想忘却这一切，让文字和纸张来承受记忆之苦，以便能如诗人梯姆·柳本在加拿大圣彼得修道院外的小树林里劝慰我的那样：放下心灵的重负，脱胎换骨，开始新的生活。我或许还会一千次重返记忆，但不是重返死亡、黑暗、暴力和血腥，而是重返活的记忆：绿草、清泉、醉汉的丑态、女邻居的芳心。
今天早晨阳光明媚。窗外那棵已有两百年树龄的老榆树上，一只喜鹊〃嘎嘎〃奏鸣。这应该也是海子的早晨、骆一禾的早晨、戈麦的早晨、张风华的早晨。
张风华是我最早的诗友之一。大学生活一开始，他、我以及另外三名同学（一男两女）便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我们五人经常结伴去圆明园散步，聊天，并且还油印了一份小小的诗刊《五色石》。
张风华是个小个子，皮肤黑，走路时一颠一颠，为人极聪明，但可能也有些自卑。他是1981年天津市高考外语科状元，据说上初三时他参加天津市高中生知识竞赛就得了第三名。他的英语非常好，法语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