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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段日记，跟他在两年以后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在那封信里，他写的也是他去了一个天主教堂以后的感想：
我跟＇塔克（Tuck）＇一家人同去教堂。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当我听着神父讲解创造天地、出伊甸园＇注：即人的堕落（the Fall of Man）＇、耶稣降生（Advent）的时候，我是坐着，其他人则是跪着——其中一位还是大学教授，其他两位是大学毕业生！我眼看着仪式，我大多不懂，因为是用拉丁文，我心中有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怜悯、骄傲（真不该！）、愤慨，整个都交织在一起。＇39＇
毫无疑问地，胡适对基督教的态度，已经产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基督教作为一个伦理道德的系统，他能继续激赏和服膺。就像他在《口述自传》里所说的：“我读完了《圣经》。我非常喜欢《对观福音书》（Synoptic＆nbsp；Gospels）＇注：即《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使徒行传》以及保罗书信的一部分。我一直就喜欢《圣经》。”＇40＇胡适一生最喜欢征引的，就是耶稣的《圣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然而，基督教作为宗教体制，已经变成胡适批判的对象。
胡适在对基督教失去了宗教上的顶礼心以后，他的批判常集中在其迷信、无知的一面。比如说，他在1912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说：“夜，金仲藩来语余，有中国女子李君过此，寓Mrs。Treman＇崔曼夫人＇家，因与同访之。座间有一人为Methodist Church＇卫理公会＇经课讲员，为余略叙讲经之法，其言荒谬迷惑，大似我国村妪说地狱事，可见此邦自有此一流人，真不可解也。”＇41＇年9月初，胡适到麻省的安谋司去参加“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举办的夏令营。夏令营结束以后，胡适去波士顿游览。他在波士顿参观的地方，包括基督教科学教会（The First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他在日记里写下参观后的感想：
颇怪此宗派为耶氏各派中之最近迷信者。其以信仰治病，与道家之符箓治病何异？而此派之哲学，乃近极端之唯心派，其理玄妙，非凡愚所能洞晓。吾国道教亦最迷信，乃以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为教典，其理玄妙，尤非凡愚所能洞晓。余据此二事观之，疑迷信之教宗，与玄奥之哲理，二者之间，当有无形之关系。其关系为何？曰，反比例是也。宗教迷信愈深，则其所傅会之哲学愈玄妙。彼昌明之耶教、孔教，皆无有奥妙难解之哲理为之根据也。（此仅余一时臆说，不知当否？）＇42＇
胡适不仅不能接受他认为是迷信、无知的宗教理论，还相信宗教必须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更须要接受科学文明的洗礼。就像他在1913年10月8日写的《道德观念之变迁》一则日记里所说的。那学期他正选了一门狄理教授开的“哲学26：伦理学进阶”。他说：
道德学课论道德观念之变迁：古代所谓是者，今有为吾人所不屑道者矣。古人所谓卫道而攻异端，诛杀异己，如欧洲中古教宗（Church）焚戮邪说，以为卫道所应为也，今人决不为此矣。耶教经典＇注意：胡适不是用《圣经》这个字眼＇以为上帝为男子而造女子，非为女子而造男子，故女子宜屈服于男子，此说今人争嗤笑之矣……即同一宗教之人，亦有支派之异：天主旧教多繁文缛礼，后人苦之而创新教。然新旧教都以耶稣为帝子，神也，死而复生，没而永存，于是有三尊之论（Trinity）。三尊者，天帝为父，耶稣为子，又有“灵”焉（Holy Spirit）。近人疑之，于是有创为一尊之教（Unitarianism），以上帝为一尊，耶稣则人也。凡此之类，都以示道德是非之变迁。是故道德者，亦循天演公理而演进者也。＇43＇
基督教给胡适的震撼发生在1911年6月。基督教的“感化、变化气质之功”，墨舍在夏令营那一场赚人热泪的见证，让他感动得“自言愿为耶教信徒”。然而，一年半以后，他的“宗教震荡”已经销蚀殆尽。到了1912年秋天，他还为“康乃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主持“传道班”。然而，他1913年2月2日在旖色佳“第一浸礼教堂”（the First Baptist Church）演讲的时候，不但认为“传道班”是本末倒置，而且反映的根本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胡适这篇演讲的题目是：《理想的传教士》（The Ideal Missionary）。他开宗明义地说：“今天几乎所有全国的教会都开设了‘传道班’来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当中有些人将来会去‘替主作收成的人’＇引《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6到38节文＇。”
传教士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呢？胡适说《康乃尔太阳日报》登载了“学生志愿宣教运动”的征才启事。条件是：未婚、大学程度、参与过社团以及运动项目。胡适说，在他来看，这些都不是必备的条件。他开出的条件有三：第一，必须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第二，必须是一个好学生；第三，必须不教条。胡适说第一个条件是不须辞费的。所以他要集中讨论后两个条件。他说，好学生的定义并不是指成绩要好：“我的意思是指他到了传教区以后，必须是一个亟于学习的人。中国的哲学家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基督教会送出去了太多的老师，太少的学生。传教士也许拥有他亟欲于宣导给人的信仰，但他必须承认他有许多事情须要学习。”他必须学那个国家的语言、文学、历史、习俗、制度和宗教。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学习如何与当地人交往——不只是跟没受过教育的人交往，还必须跟受过教育的人交往：
很不幸地，有些人带到国外去的，是那种打死也改不了的观点。那就是，他们是要去提升——不，是要去开化——野蛮人！对待我们，他们的气焰是高等民族的傲慢与施惠的举止。他们拒绝学习。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是唯一的宗教、唯一的救赎之道、唯一的文明。他们的想法也许是对的。但用这样的态度，他们怎么有办法去感化外邦人呢？这种无心学习的态度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传教士几乎接触不到上层阶级，这也就是说，知识阶级。他们只能网罗到那些不经大脑就接受基督教的那种人，就像从前不经大脑去地接受佛教、道教或其他宗教的那种人。
胡适开出的第三个条件是要不教条：
你们传统的仪式与教义如何，知识阶级的中国人觉得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就举你们那些不同教派之间的异同为例。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为什么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的人，在教义与仪式上，会有那么多的歧异。那些对你们可能有历史上的意义，但对我们而言意义何在呢？而且，连你们自己对这些教义都有着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诠释与仪式。赎罪、三位一体（Trinity）、洗礼的仪式，你们有着不同的理论……我们所想了解的，以及你们所想宣道的，并不是这些枝节上的歧异，而是根本的真理。
胡适接着说，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与信念。比如说，基督徒相信原罪；可是中国人相信性善。孰是孰非，不是重点。重点是：传统与信念可以化为己用。如果从前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卡尔文（John Calvin）可以创立新的教义，为什么现代的传教士不能把其他国家大哲的智能结晶挪为己用呢？最后，胡适以保罗在《歌林多前书》第九章19至22节的一番话作为这篇演讲的总结。他称赞保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是最好的学生，而且一点也不教条。胡适说保罗深得传教的三昧，他知道如何做一个理想的传教士：
虽然我是自由的，不隶属于任何人，然而我要作众人之仆，以求取更大的收获。对犹太人，我就变成犹太人，以便赢得更多的犹太人；对遵守律法的人，我就作遵守律法的人，以便赢得更多遵守律法的人；对不遵守律法的人，我就变成不遵守律法的人——我遵守基督其实就等于是遵守神的律法——以便赢得更多不遵守律法的人；对软弱的人，我就变成软弱的人，以便赢得更多软弱的人。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变成什么样的人，以便我可以救更多的人。＇44＇
其实，胡适的个性里，有人所不知的极端的一面。这可能是具有宗教情怀、容易有宗教感应、易于冲动的人的通性。所以，他才会在1912年秋天的时候还主持中国“传道班”，但到了1913年初却开始抨击那想要“提升”、“开化”外邦“野蛮人”的传道作风。这种钟摆式的摆荡，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反动”。他在“理想的传教士”这篇演讲里有他的难言之隐。毕竟他是在对教会的人演讲，他实在说不出口，说他反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所以，他只好让有慧根的人来听出那篇演讲的弦外之音，质言之，“理想的传教士”就是“不传教的传教士”。到了1914年夏天，胡适的态度又转变了。他在8月10日的日记里说：
有某夫人问余对于耶教徒在中国传道一举，意见何若。答曰：“吾前此颇反对此举，以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英文所谓proselyting＇传教＇者是也。年来颇觉传道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为其所信足以济人淑世也，故必与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新约》之《马太书＇福音＇》有云：‘未有燃烛而以斛覆之者也，皆欲插之檠上，令室中之人毕受其光耳。且令汝之光照耀人前，俾人人皆知汝之事业而尊荣汝在天之父（上帝也）。’（《马太》五篇十五、十六节）此传道之旨也。顾传道之士，未必人人皆知此义耳。”某夫人极以为然。＇45＇
随着胡适走向和平不争、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立场，他对基督教的批判也跟着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