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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这篇文章。胡适说从前也有人想过“解决武力”的方法。一个是增加军备的方法；胡适在这篇文章里称为：“以毒攻毒的法子。”另一个是不抵抗主义的方法；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名之为：“用不回手的法子。”毫无疑问地，胡适还是不赞成“以毒攻毒的法子”。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现在反对“不回手的法子”的理由：
不回手的法子，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对国家，所关系的很大。不但关系自己国内几千万人或几万万人的生命财产，还要带累旁的国家。如这一次大战开始时，德国要通过比国去攻法国。比国是极小的国。若是不回手，就让德国通过。那时德国立刻就打到巴黎，英国法国多来不及防备，德国早就完全大胜了。幸而比国抵住一阵子，英法的兵队，方才有预备的工夫。只此一件事就可见不回手的法子，不但自己吃亏，还要连累别人。所以也是不行的。
胡适在这里的立场，正好跟他在1915年主张不抵抗主义的时候的立场相反。我们记得他当时认为布鲁塞尔决定不以卵击石，不抵抗德军是一个智慧的决定。他当时认为比利时为了英勇的虚名，螳臂当车去挡德军而残破，是愚昧的行为。他甚至在《莫让爱国冲昏头：告留美同学书》那篇文章里宣称：“任何要中国去蹈比利时覆辙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他在写《莫让爱国冲昏头》的时候，特别征引了查理·沙罗利所著的《比利时如何救了欧洲》。他当时的目的是要证明比利时“救了”欧洲，却无谓地牺牲了自己。不只是无谓的牺牲，胡适甚至暗指比利时被英、法背叛了，因为比利时一直以为它会得到英、法及时的支持。三年以后，胡适在《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立场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比利时还是“救了”欧洲。只是，胡适现在认为那不是牺牲，而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让“极小国”的比利时牺牲，“英法的兵队，方才有预备的工夫”。如果当时比利时“不回手，就让德国通过”，那比利时就“不但自己吃亏，还要连累别人”了。
无论如何，胡适在批判了“以毒攻毒”、“不回手”的方法以后，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大家教训。各国要在巴黎和会的时候，把全世界的国家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和平大同盟。这个和平大同盟，全世界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可加入；大家公举一个国际法庭来仲裁争端；如有不听国际法庭判决的国家，同盟国就联合起来去惩罚它；不通过法庭的仲裁就私自出兵的国家，也有同盟国联合用武力去惩罚；武力之外，还有拒绝通商往来的方法。胡适说：“这个办法，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31＇
胡适在服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时候，大概是他一生最为激进的时候。他扬弃了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而转向到国际仲裁主义，也就意味着他同时扬弃了激进的一面，从而在他的思想里种下了保守的胚芽。我在上文提到了帮他润饰论文的艾杰顿。艾杰顿是康乃尔1915级的毕业生，比胡适低一班。胡适在1914年2月9日的《留学日记》里说：“有友人Wm。F。Edgerton思习汉文，余因授之读。”＇32＇那个人就是艾杰顿。艾杰顿一家三兄弟，各个杰出。胡适在1939年5月19日的日记里称赞他们三兄弟：“长兄Franklin＇富兰克林＇是Yale＇耶鲁＇的梵文教授；次Henry＇亨利＇，是华盛顿特区美国最高法院的副大法官；最幼即Will＇William，威廉＇是＇芝加哥＇的埃及学教授。”＇33＇帮胡适润饰论文的就是最小的威廉·艾杰顿。艾杰顿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胡适转向了，但艾杰顿没有。胡适在把他得奖的论文寄去给艾杰顿润饰以前，寄了杜威的《力量、暴力与法律》给艾杰顿看。艾杰顿在回信里的评语虽然对杜威来说是不正确的，然而对胡适的国际仲裁主义里的保守成分却是一语中的。他说：
用投资的赢利来养尊处优的人，以及靠劳力或心力来过活的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只要资本阶级存在一天，我认为是不可能弥平的。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用法律来取代劳工斗争（industrial warfare），无异于是把工业界拱手让给资本家。这是因为资本家控制着国家的机器。例外存在，而且我相信例外的案例会逐渐增加。但是，你听说过罢工的时候，政府派去的兵保护的是罢工的工人，让他们不会被资方所雇的流氓打吗？这样的事，我不能铁定地说我不曾听说过。即使我听说过，我也忘了。两三年前，科罗拉多州的国民兵把拉德罗（Ludlow）和平罢工者的帐篷聚落摧毁＇1914年4月20日，国民兵用机关枪与纵火的方式攻击罢工者。有二十个人丧生，包括两名妇女跟十一名孩童。该矿区是洛克斐勒家族拥有的＇。那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再极端，那跟一般派国民兵去罢工区的做法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如果所谓的法律是这样的法律，我宁可选择战争。
罢工当时是浪费。但同样地，资本家的法律也是浪费。我所指的，不是在法庭那种浪费的程序。那当然已经够糟了，但那只是枝节。我所指的，是资本阶级浪费的习性。他们浪费金钱，浪费生命。同时，资本阶级控制的国家保护他们浪费的权利。当然，有些资本家是在工作着，他们作到过劳死。但从我的角度看来，他们所作的工作不如不作。因为他们的目的就在积累更多的资本。而且，其结果是劫贫济富。
那种浪费，我要它结束。结束它的方法，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会比劳工斗争更不浪费的作法。要用法律来终止它，我们就必须先控制法律。我希望而且相信总有一天劳工会控制法律。我衷心赞成所有能让那天早一点到来的努力。在那个愿望实现以前，我同情的是罢工的工人。
你在杜威那篇文章里划了线的那句话，我认为就是我们之间的歧见的根源：“一般的和平主义者的做法，就好比像是为了避免在使用街道的时候发生冲突，就叫大家爱大家，而不是去设定使用道路的规则一样。”你想“设定使用道路的规则”，我但愿那是可行的。如果在路上冲突的两个人各有一辆篷车，我想那是可行的。问题是，目前只有一辆篷车，而有两个人争着要驾驶。一个说要往东；另外一个说要往西。道路使用的规则不可能让双方都满意。这个规则必须由双方来解决。不管这辆篷车最后是向东还是向西，输的一方一定会战。如果政府站在他的敌方，他就会与政府宣战……
要达成我所期望的目的，我不认为罢工是一个很有效的武器。一方面，罢工必须与政治行动配合；另一方面，罢工要有效，必须要用暴力、产业的破坏以及流血的方式。我不认为劳工使用暴力是聪明的作法。这是因为单纯的罢工，他们都赢不了资方，更何况是要动用枪支。然而，如果罢工发生，暴力永远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不会逃避责任。暴力是罪孽。然而，那是打击更大的罪孽的一个有效的武器，必然是与罢工如影随形的。＇34＇
艾杰顿在信上提到拉德罗罢工者的帐篷聚落，那是美国史书上所说的“拉德罗屠杀案”（Ludlow Massacre）。他用的语言诚然激烈，然而其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初年美国许多知识分子对劳资纠纷层出不穷的担忧与愤慨。杜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并不像是艾杰顿所批评的，忽视了钱与权的结合。杜威深知社会上的不平等是必须用社会的力量去矫正的。他在1916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演讲里说：“我们的学校现在是必须补偿社会里被剥夺了权益（disinherited）的大众的时候了。我们要有自觉的教育，要发挥他们个人的力量、技艺、能力以及主动权；去补偿由于地广人稀的开国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生机日蹙对他们所造成的打击。如果我们不如此作，权利就很可能会越来越集中在有钱阶级的手上，而且我们还会回到那知识、艺术文化与经济权力之间的近亲繁殖。这是财富给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文明的诅咒。而这也是我们开国的元老囿于他们的民主的理想主义，以为我们的国家已经把它斩草除根了的。”＇35＇杜威在1917年对“公众教育协会”（Public Education Association）所作的演讲里就直接触及到劳资斗争的问题。他抨击美国工业界对劳工的控制和教育是封建式的。他心目中理想的职业教育，是“让未来的工人知道他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有的权利，让他们了解眼前的经济斗争，只不过是人类争自由史上最新的一章”。＇36＇
艾杰顿诚然用辞激烈，然而他指出来的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社会要劳工守法，但如果法律是站在资方，劳工要守法，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这点，胡适不是不知道。他在《洛克〈政府二论〉的研究》那篇学期报告里就引了洛克的话说：“如果以法律之名而行不义，那还是暴力，还是伤害。受害者就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诉之于天’，那对洛克来说，就是起义的同义词。”胡适又说：
反对“诉之于天”论的人说，其流弊是种下了起义频繁的酵母菌。洛克对这个诘难有三个答案。第一，这个假设跟其他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没有这个可以作为酵母菌的理论，人们在被戕贼的时候，总会找机会让自己从那重压下脱身。其次，人们不会因为管理稍微不善就革命。人们总是很有耐性的，他们会一直忍到忍无可忍为止。第三，人民有权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成立一个新政府的理论，其实是革命最好的阻碍，是最能够阻止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