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
我去白采区报到，那个曾经坐阵指挥对我进行毒打的张安已升为车间书记，他更露骨地说：“你虽平反，仍须接受教训，平反不等于一笔勾消，完事大吉，你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是的，虽然平反，但政治氛围没有改变，紧箍咒依旧在头上戴着，那些政治狂奴随时都会念起咒语，叫你痛不欲生。
我的工作仍然是面对巉岩巨石，干着比在农村苦得多的重体力劳动；所幸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每月四级工工资四十九块六毛钱，另有六元附加工资，妻儿的生活有了保障，心情毕竟轻松多了。以后五年多时间，妻子儿女多次来矿居住，也算补报了她当初嫁个工人的初衷，“风光”了几回。
四年前对我施刑的那帮人我还得天天面对，他们虽然不敢再明目张胆欺辱，眼光却依然未变，始终认为我是他们的专政对象。我呢，虽然并没有忘记曾经的伤痛，还得装作若无其事，每天笑脸相向，心平气和与他们共事。
开始上班时班长是杨平，他在文**革中“出生入死劳苦功高”却没捞着“突击提干”的稻草因而情绪低落，嘴里牢骚不断，对我也就“手下留情”，没有过分压迫。第二年杨平调走，班长空缺，入矿不久的临县青工郝权自告奋勇领着大家干活，明显是想当班长；老工人张玺争不过，就骂他“喝（郝）XUN和尚上不了天，上了天也成不了仙”。但他最终上了天，几次主动去参加车间会议最终得到车间的正式任命。自他当上班长就没我的好日子过了，他对我特别歧视，在他眼里我仍然是监督改造的对象。别人工间休息能随便离开工地，我请假都难获批准；他把领发工具的任务交给我干，我每天扛着钢钎铁锤往返于修理车间，却另派别人领炮药，唯恐上边知道他“重用坏人”。后来偶尔让我去领两次又再三强调：“你千万不能自己进炸药库，让保管员送出门外你再拿走。”好像我一进去就会引爆炸药甘当现行反革命！
尽管我处处小心谨慎，惟恐惹祸，仍免不了“天”降大祸。那时和我一同被揪住过牛棚的河南工人蒙陶当着副班长，他其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只因出身地主，又心狠手辣，在老家打架结仇跑出来当了工人，因此“清队”时被揪。一日装汽车，我俩伙装一辆平车，他从不推车，总是由我推着满满一车石头上货台。我身单力薄，临近中午时已筋疲力尽，正窝着一肚子气，平车装满了，他命令我：“把那块石头搬上去，推走！”他每次都是以命令的口气这样说：“推走！”我忍无可忍反驳了一句：“你不能推？”这下子闯了大祸，他凶相毕露，一边怒狠狠推车一边编派我，说我干活耍奸不卖力，又捏造我说过这话那话，骂领导骂党员骂老工人（上纲为骂工人阶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恨不得一下子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此后连续两个多月他和郝权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对我施压，每天班前班后开会批判。开始说是“歪风邪气”，不久上升为“坏人坏事”，最后汇报给张安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整的我苦不堪言，在班组里抬不起头。有一天我主动去他家谈心，正遇郝权在，两个人又对我好一阵围攻；蒙陶的老婆人性（我又提人性！）好，看我被他们整得焦头烂额十分同情，责怪他说：“你何苦那样整他，何不放他一马；别忘了你们曾是难友，你也被人整过。”说得他良心发现回心转意，从此不但不再欺负我，还伺机替我说话，在班组帮我树威信，尽量帮扶我，我俩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我沾了他贤妻的光，他又何偿不沾妻子的光，使他一生少犯多少错误；男人娶个贤妻，一生受用不完，助你在人生路上不致迷失，助你奔向成功之路。林彪若有个贤妻不至于死在温都尔汗，还可在五年后顺利接班成为“永远健康”的林主席，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不由人哪！
我因长期为苦恼所困曾找过原赤卫队长王江，我想让他分析一下我和蒙陶的纠葛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时他已是保卫科副科长，听了我的阐述倒没有立即上纲上线，只是说：“怎么就你事多，别人回来都能安安稳稳工作，就你总要起点风浪。”阿弥陀佛，鬼晓得为什么我就不能平稳工作，我也想过平稳的日子啊！可不知为什么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无风就起浪！
一九七四年冬天艳香带着小女凤儿来矿，仍由任负帮我在王陇找一处房租住。任负以前向我借过钱，还钱时他让我找车间互助储金会出纳石贵，从他的储蓄金中扣除。这次又借我二十元钱却耍了赖皮长久不还，无奈我又让石贵扣下，他知道后竟翻脸不认账，告到车间说我无故扣了他的储蓄款。那天储金会负责人梁银把我叫去“三堂对案”，他问任负借没借我的钱，任说没借。；梁说：“我不相信，没借他会扣你的，他怎么就不扣别人的呢。”任无法狡辩，又说借是借过但已还了。我问他何时何地还的，他说两月前在他宿舍还的。梁银说：“谁能证明你还了，举不出证人就是没还。”
梁运用推理法秉公断案，显然是主持正义打击邪风；任败诉后又找到张安，张站到阶级斗争高度为他翻了案；属于“无产阶级”，而我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让“资产阶级”占了上风打赢官司；他下令让石贵从我工资中扣除二十元打入任负的储金，我生平又一次输了官司。
那个时代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背景紧密相连，一旦政治上被搞黑搞臭，就打入了社会最底层，丧失了人格和尊严，只能任人踩在脚底，时时事事低人一等，处处吃亏还得忍气吞声，永世不得翻身。只要那条“阶级斗争”路线不变，我就永无出头之日，只能在人们的鄙视凌辱下苟延残喘，不知还能在人世走多远。
正是：
三落三起露曙光，诚惶诚恐仍凄怆；
又逢调资落了榜，舍命抗争干一场。
34。第三十四章 最后挣扎 （二）
二调资落榜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去白羊墅车站接妻子儿女，忽见村里看戏的人纷纷往回走，我问他们怎这么早就散了戏，有人小声说：“毛主席死了，不让唱了。”他老人家没能看到“四人帮”复灭，更没能看到他梦寐以求的“英特纳雄奈尔”实现，就见马克思去了，他死不冥目啊。我怀着无限崇敬和悲痛的心情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受到车间新任书记章敏的表扬，郝泉在班会上转达张的话，说我这次“表现不错”，似乎像我这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也热爱毛主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这一年十月六日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支持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下决心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群情激昂，一片欢腾，真是大快人心。老革命家们把华国锋推上领袖位置，选他当了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不久在“四五”运动中被“四人帮”赶下台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谢天谢地，毛主席手下留情，没有让“四人帮”把他一棒子打死，保留了他的党籍，使他能顺利站出来力挽狂澜，收拾烂摊子；他就任于危难之间，立即拨乱反正，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真正摆脱饥饿和贫困奔向小康生活。
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不仅农村一派荒凉，广大农民饥寒交迫，作为领导阶级的广大工人也已十多年没加过薪了。邓小平出山后在着手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于一九七七年果断作出历经十年浩劫后第一次调整职工工资的决定，但由于国库尚空虚调资面仅为百分之四十。这就不可避免出现你争我抢、烂用权力、派性调资等不公平现象，加之政策的疏漏和执行偏差，出了不少问题，没有达到公平公正激发广大职工生产积极性的预期效果。有的部队甚至动了枪，造成血案，据报载大同军区一个团长竟在军部把他的军长开枪打死，然后自己跑出去了结了生命。
这次调资对我来说必然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我矿仍然采取在班长会上讨论调资花名的方式：首先把全车间职工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工资级别列表，下发各班组讨论提出预调名单，再到班长会上研究决定，最后上报矿党委审批。
那次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这次调整工资要优先照顾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生产骨干”，怎样理解“生产骨干”四字，那些人算生产骨干，我认为应理解为第一线的生产工人。而在车间职工动员会上支部书记章敏传达完文件后却解释道：“依我的理解所谓‘生产骨干’就是指我们的班组长。”于是他给所有的班组长都调了，郝泉争当班长这次沾了大光，一九六七年参加工作由三级调到四级；他还不算特殊，有个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班长王胜也调为四级，他们都是章敏土政策的幸运儿。班长们都调了，指标也占完了，一般工人只能“望梅止渴”。章敏本人是大学生，读大学时入了党，刚转正不久调来当车间书记，他的工资已超过五级工，但既然他给班组长都调了，班组长们就像众星捧月似的维护他，一致要求给他调。起初他“谦虚”地说：“你们不要提我，我不调。”经不住众人“苦谏”，最终还是半推半就调上了。须知调资文件中关于“生产骨干”的前面还有两个定语，一是“工作多年”，二是“工资偏低”；那么相对于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那些六七十年代进矿的班长即便都是生产骨干，他们才工作几年，他们工资偏低吗？比他们早参加工作十多年的生产工人难道不该调吗？
我是五六年参加工作的四级工，但注定要“名落孙山”。小组讨论时别的组不用说，我们本组都没有一个人提我；后来有一位临县工友白虎大约看我太难堪，为了安慰我，或说为了给我遮羞，提议让我当了个“后补委员”。班长会讨论共出两次榜，张贴第二榜时我正在车间门口，王成看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快看，榜上还有田生玉。”我知道他是有意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