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透视确定不是肠梗阻。后经中医调理，二十多天方才治愈，这些故事我当然是结婚后才知道，后来她又几次与鬼门关擦肩而过，也可谓九死一生。
这门亲事由游家大妗做媒，我心中甚是欢喜。此前吴艳香先要跟一个大同民工结婚，在民政局恰遇大妗，大妗问她：“你跟了人家将来他调回大同你能不能跟人家回去？如若回去大同那么远你就舍得离开你娘？”说的她没了主意，先是不吭声，最后说了句“不回去”，婚就没结成。随后大妗就给我提，她娘也愿意，她家成分也高，不嫌我家成分不好，且对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也算是“门当户对”吧。这“门当户对”的话只能现在说，若在当时说同样会受到批判。我的同学王忠出身地主家庭，找个媳妇也是地主出身，因闲谈中说了句“我俩是门当户对”而受到大字报围攻，说他夫妻是“臭味相投，狼狈为奸”。
在此之前有农村姑娘愿加嫁我而我不敢娶，运动初期那次被遣送回村后农村闺女都不敢跟我了。曾有人给我介绍过好几个，初见面都很愿意，过后一打听知道我曾被遣送回来立即就改口了，都怕本想嫁个工人享福结果再送回来当农民，丢人败兴，还不如彻根嫁个农民。
我和艳香第一次在大妗家见面。她身材高挑，将近一米七的样子，圆脸形黑眼睛，不是十分漂亮但绝不丑陋；上身穿一件打补丁花格衬衫，下穿一条普通布裤，相当朴素，可见其家境贫寒。我俩就像早已认识，无拘无束地说着男婚女嫁的话；她说她只有一个哥哥，也快结婚了。谈了一阵她突然冒出一句“这次回来就要娶吗？”这句既显泼辣又率直大方的问话令我十分吃惊，接着是大喜过望，这不就表明她愿意嫁给我嘛。农村姑娘找对像原来如此痛快，全不似城市姑娘还要什么考验啦、培养感情啦，费许多周折。可这有什么不好，这种干脆利落的求偶方式实在无可厚非。
不难看出，她是个泼辣大方的姑娘，我于是反问道：“你说呢？”
“怎么能由我呢，”她说，“女孩子大了总要出嫁的，老呆在娘家也不是个常法儿；我哥快结婚了，我个性强，嫂子进门后日子长了恐闹矛盾，我还是早点离开好。不过一切还由你决定。”
我想到几次回乡的尴尬境遇，今后的命运仍难预测，我不应该欺骗这个坦率、爽直而单纯幼稚的姑娘。
我问她：“你了解我吗，你不怕跟我受苦受难？”
她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我就是可怜你，受苦受难总是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替你分担。我要永远陪着你，和你同甘共苦，白头到老！”
她好像并不单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什么条件都不提。那时农村姑娘出嫁要求彩礼是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她不要任何彩礼就提出跟我结婚，这样坚贞，这样一见锺情、心心相印，难道是前世姻缘？
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我只把莉花退回的那身衣料送她作为定情礼，三天后就到公社登记结了婚，然后把二百元钱留给父亲盖房，又返回阳泉。
正是：
落魄不敢谈姻缘，不意痴女到身边；
前世姻缘牵一线，儿孙绕膝享天年。
24。第二十四章 突遭劫难 （五）
八认贼为友
**大革命在全国最终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每一个组织都宣称自己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革命派，攻击对方代表修正主义路线，是反革命派。中央三令五申要他们停止武斗实现联合，各派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大联合谈何容易！他们各自都有后台，各自都有自己的权欲，争权夺利争战不止。在武斗中双方都有伤亡，我矿临县工人傅四小被打断腰椎不治而亡，另一个年轻人被长枪扎破肚子，肠肚都流出来，他硬是塞进去捂着肚子跑到医院得以保命，堪称*革英雄。伴随武斗不断升级各厂矿的生产几乎陷入停顿，偌大的铝矾土矿非但不能上交国家利润，就连内部开销也难以为继，据说情况最遭时银行存款只有七毛钱。
我参加的“红总站”是支持“大寨红旗”，支持陈永贵的。“大寨红旗”由周总理亲自树立，陈永贵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的口号是：谁反对“大寨红旗”谁就是反革命，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那时的陈永贵已红的发紫，当上了昔阳县革委主任、晋中地区革委副主任，山西省革委常委。我们认为自己一派最革命，必胜无疑，把“指挥部”打败后单方成立了矿革命委员会，车间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由原经营科长柳完任组长，谢光任副组长，我是一名宣传员，负责写个材料什么的，开会时带领大家学毛主席语录。
“指挥部”的队伍大多是煤矿工人，因武斗工人都逃跑回家，阳泉煤矿陷于停产状态。两派在中央打官司，中央为保煤炭生产转而支持“指挥部”，“总站”输的一败涂地。“指挥部”开始反夺权，一阵摧枯拉朽后“总站”被彻底摧垮。形势一下子翻了个儿，变成“总站”的人大批逃亡，“指挥部”乘胜反击抓“坏头头”。
我因受命整理过“指挥部”一个小头头王成的材料，这天在青岩底楼前受到王成和他手下的人围攻，逼我交出整他的“黑材料”。我说已上交“总站”头头，几个人拳打脚踢，逼我交代干过几次打砸抢，我本来没干过如何能说。正在难解难分，他们另一个头头张安出面把王成劝退，给我解了围。
我结婚返回铝矿后形势已发生逆转，以“指挥部”为首实现了“大联合”，包括两派主要头头和武装部长赵福。按中央指示精神“大联合”必须有解放军参加，厂矿就由武装部代表解放军，当时称“三结合”。在联合过程中由两派各自提出不联合对像，包括“坏头头”，打砸抢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打倒的当权派等。既然“指挥部”是胜利者，不联合对像自然由他们决定。在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不联合对像名单，其中就有我，我预感到灾难将再次降临。“总站”垮台后化验工人邵勇就对我说：“你要第三次受迫害了。”他确有先见之明。
后来我曾反思过，假如我不参加文化革命，不介入派性，是不是就不会再受迫害，答案是非也。我矿有四个摘帽右派，他们都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甘当中间派，其中有两人在“清队”运动中没有被揪。梁桂原是阳泉法院的审判员，头脑特别清醒，他常说：“我深知自己抵抗力差，要时刻提防感冒。”言下之意是他清楚自己历史有污点，因此时刻小心不让别人揪住辫子。但另外两个还是被揪了，其中就有从化工厂调来的沈毅，不知他哪方面不小心被揪了辫子，那时要揪一个人的辫子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沈毅自五七年打成右派与陈静分手后一直独身，摘帽后也不结婚；他的“理论”是，结婚难免要生子，按照“老鼠养儿会打洞”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原理，自己已然被搞黑，生下后代也难以在社会上立脚，无异于造孽，不如不生。落实政策右派改正后他调矿中学教书，娶了个二婚的小学教师，那女人带着前夫留下的两个闺女，有意再给他生个儿子，但他坚决不要，把那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当亲闺女抚养，直至大学毕业。
大联合后各造反派组织自行解散，成立了“矿革委”“矿工代会”。两“会”的干部就从两派的“头头”中提拔，叫做“突击提干”，实权当然掌握在“指挥部”的人手里，不是党员的就“突击入党”。“总站”的人只能当个副手，还须是彻里彻外透明红的纯无产者，若被抓到些许“瑕疵”，就是坏头头，不但不能联合，还要被揪斗。“总站”一个大头目乐伍还判刑住了监，弄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九六八年“八一”建军节全矿职工都去市体育场开会庆祝，车间工代会负责人杨平通知我不要去开会，下午两点需到红土坡工地接任培的班，值班护场。任培也是原“总站”一名宣传员，我俩在劳教队就认识。我心里明白，护场不过是个借口，实质是剥夺你的公民权。我心里不服仍旧进了城，在市里逛了一上午，喝了点酒误了接送车，步行回矿走到红土坡已是下午三点。走进工人休息室见任培坐在桌子上背靠墙打盹，就说：“老任你还没走？”他满脸不高兴地说：“你不来我怎走，你干什么去了？”
“进城误了车。”我说。
这时我满腹牢骚无处诉说，借着酒劲儿对这位自认为的难友打开了话匣子：“老杨你说为啥别人都去开会却叫咱们看场？”
他装模作样地说：“看场也是任务嘛，不单是咱俩，别的工地也派了人。”
“那你说咱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大联合，依我看这次“指挥部”回来像咱们这样的人迟早都要挨整。”
“你不要乱说，这样说没有好处。”不知他是善意的规劝还是自己心虚。
“怕什么，这里又没有别人。”我仍要一吐为快，“我就想不通，中央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实际上把‘总站’当‘狂派’（石家庄的‘狂人公社’）处理了，一瓦解，二摧垮，三揪斗。听说XXX被他们揪斗后跑了，我看跑了就好。前几天我已被他们围攻一次，可我是本省人，跑回去他们还会去揪；你家在河南，跑了没事。过去‘总站’掌权，他们的人纷纷跑回家，现在回来都没事；咱们的人跑回去，将来形势好转再回来也没事。”
任培说：“我不跑，咱又没干坏事。”
“他们要整你还管你干没干坏事，”我越说越起劲，毫无顾忌，“你没听说石家庄“刮台风”？凡参加过‘狂人公社’的人人过关，抓来批斗，挨打罚跪，每天向毛主席请罪。我看咱们这儿迟早也会刮台风。”
“……”他不再吭声，回到车间立即就向车间领导组长张安和工代会主任杨平作了汇报。
我又一次被“朋友”出卖。
又过月余不见有新的行动，我准备完婚；在小河村租赁一间民房，稍作布置权为新房，随即写信给艳香，让她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