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见敌台说什么了，”我反问他，“为什么不即时制止，要等到现在？”
甄昌被问得理屈词穷，脸上露出嘲弄的讪笑，好一阵才张口结舌地说：“听不懂，只听里面哇啦哇啦乱响，准是外国台。”
“听不懂就是外国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有外语广播嘛。”
他做贼心虚，被我驳得下不了台。赵福见状想草草收场，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开会的目的本不为澄清事实，只是为了把你搞“臭”；任何事实都用不着澄清，不过走走过场而已。
“你今天的态度极不老实，”他说，“回去好好想想写出检查。现在散会。”
回到车间办公室，李文煞有介事找来纸笔；我以为真让写检查，面对白纸久久出神，内心烦乱一个字写不出来。过一阵赵福进来把李文叫出去，只听他在走廊里急促地说：“还不快走，再拖就误车啦。”接着李文返回屋说：“别写啦，回去睡吧。”
宿舍里早有人清点好我的物品，门旁竖着两个大牌子。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是预设的骗局，最终目的还是要把我遣送回乡。
我连夜被两个赤卫队员押往火车站。
天上一轮弯月冷漠地俯视着人间，月儿啊，你若有情，可知这：月儿弯弯照九州，有人狞笑有人愁；
有人露出豺狼性，有人低下绵羊头。
21。第二十一章 突遭劫难 （二）
第二十一章突遭劫难（二）
三父子罹难
列车狂吼着在无边的黑暗中奔跑，像草原上的猛兽夜里驮着受伤的羔羊。我又一次失去自由，直挺挺站在车厢过道，整个身子被两块耻辱牌牢牢夹持着；两个赤卫队员严密看守，犹如猎人将射落的翠鸟囚入铁笼，绝无逃生的希望。没有眼泪，只有悲伤。
眼泪和悲伤本是一对双胞胎，但突如其来的深沉的悲伤会使泪道阻塞，窒息了泪水。此刻我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不愿再看这世界，这世界已不属于我，只属于那些疯狂的人们，让它毁灭吧！
此时的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再见不到莉花了，一对鸳鸯将被无情打散，几年来享受爱情、建立家庭的愿望又一次破灭。我将再次孤零零回到农村，没有工资收入（哪怕只有可怜巴巴的四十二块五毛钱），失去生活来源；没有报纸看，终年不洗一次澡，夜晚没有电灯，只能伴着寒窑，伴着孤灯在这鬼魅世界度过残生；更令人生畏的是，没有人相伴，没有人怜悯，只有人们蔑视、嘲弄的眼光和任谁都可以欺侮的现实。我无法解释，为什么灾难总在我即将得到爱的温馨时突然降临，五八年如此，这次又是如此，难道是上帝的惩罚，或许就是所谓命运？
人一生会做许许多多的梦，有时是甜蜜的美梦，但更多的是可怕的恶梦，那些梦到后来多半会被忘却。最容易忘却的往往是美好的梦，恶梦则会顽固地在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每每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它们便会走来百般折磨你，使你不堪忍受。这时候即使美梦也会变成刽子手残忍地向你的心脏捅上一刀，此刻莉花的音容笑貌正欲把我的心铰碎。
我像一截削掉枝叶的树桩，直挺挺站在车厢正中。
“这边有个空座，你坐下歇歇吧。”那个年轻的押送公人说，我又被召回到现实世界。但刚一落座就听到一声野兽般的怒吼：“起来，这是人民的列车，哪有你坐的权利！”我只得站起来，让野兽去坐。
太原下车后两个公人接受车上的教训把我的牌子摘下来装入行李卷，因为所有公共汽车都被造反派贴了“人民请上车，黑七类滚蛋”的告示，戴着耻辱牌上不了车。
两个押送公人一老一少，人性——恕我冒昧，那个时代是不许讲人性的，只能讲阶级性，刘少奇在《论**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提到人性，现正受到严厉批判，说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倒还温和善良。他们是执行公务，也一夜未睡，十分困乏，一到旅店倒头便睡。
年轻的那位半开玩笑对我说：“你可别跑啊。”
我说：“放心，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你跑也跑不了，一个电话公安局就把你抓回来。”年长的说，不一会便鼾声雷动。
我双眼紧盯着他枕下那个公文包，那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档案，包括化工厂的和最近网罗的所有黑材料，那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它像幽灵似的时刻缠着我不放，又像太阳下的人影，我走到哪里它紧随到哪里，我的苦难就永无尽头。只有把它消灭我才能得到解脱！人不知鬼不觉把它从枕下抽出，到僻静处付之一炬，完全办得到！那时我将获得彻底解放，永无后患！
机会难得！
我跳将起来。但旋即又颓然跌坐在床上，不忍让这两个无辜的公人代我受过；再说那些红字号英雄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给我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投进监狱。
可是这样回去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又将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苟且偷生。那年解除劳教返乡，在人们眼里还属正常的精减下放，虽然看到我穷愁潦倒，政治上却不受歧视。十二年后在化工厂闹平反遇到难友李庆时他说：“我在村里一点也不‘黑’。”我相信，因他从劳教队返乡后就再没出来工作；假如我平反后不回铝矿上班，一直呆在村里也许能免遭此难，可现在身戴双枷又有幽灵缠身还能在人前抬得起头吗？！
跑吧，趁机逃脱樊笼，跑到天涯海角也许能有一片自由天地。
“你跑不了，一个电话马上把你抓回来。”是的，现在与八年前不同，没有一个角落是干净的自由天地。“左”的幽灵已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毛孔，到处都在遣送“黑七类”，跑到那里也逃不脱它们的魔掌。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
县公安局在北街一所破旧的民房设置了临时“黑七类”收容站，由治安股万明坐阵审理发落。屋里屋外堆满挂牌子的“黑七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干部工人医生教师、教授科学家一应俱全，有的是孤身一人，有的是举家送回。万明一一审查登记然后把他们发配到最穷最偏僻的山村。
我斜靠在土炕边，等久了为消愁解闷点燃一支烟，刚抽几口，万明抬头看见，随即大声命令：“站起来，把烟掐灭！你这个家伙‘狗头狗脑’（当时对被斗人员的流行称谓，还有一句是‘砸烂你的狗头’）还满不在乎，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无声地把烟掐灭。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回来？”
我一一回答。
“家庭什么成分？”
我不愿重复那两个违心的字眼，就说：“档案里写着的。”
万明气炸了：“我不知道档案里有，还要你指教？再不老实小心你的狗头！”
随后我就一直沉默不语，他只好照抄公文，抄完接着问：“你是哪个村的？”
这次我开口了：“原籍东湾村，六二年迁到侯家庄。”
在我的印像里侯家庄的人宽厚淳朴，上次在那儿住了一年他们对我很好。我不想回东湾，愿去侯家庄。
“那好，你就去侯家庄。记住，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好好劳动改造。”
这天县城正开万人大会，听地区学毛著积极分子作报告，各村干部群众来了不少人。但不久这个“积极分子”就被打成“黑地委一手培植的黑干将”拉下马，从此销声匿迹了。
万明派人到会场找来侯家庄大队的几个人，有新任书记王锁，还有根金大叔和几个年轻村民。我要求把行李寄放到亲戚家，两个押送公人从城里转游回来又带我上了路，他们要求我把牌子戴上，怕被群众兴师问罪。我不戴，年老的说：“委屈点戴上吧，这一路还不够你便宜。”把耻辱牌强套在我脖子上。
这家亲戚是父亲头房妻游氏的娘家，也就是我的续外婆家，原住县城二郎庙旁，日本人炸毁后姥姥到回北泉沟娘家，舅舅一家解放后跟随女儿女婿去了太原，六二年压缩人口又返回县城临时租房住。
侯家庄的人来到后两个公人交割完公务回矿复命去了。天色已晚，我未及与外婆大妗细述情由便匆匆上路。果不出押送者所料，刚出院门就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喊道：“怎么不给戴上牌子。”
那个时代人人都具有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谁一旦被搞“黑”搞“臭”，任何素不相识的人都可随便加以凌辱、嘲弄。
我又住进赵献江那眼黑土窑，不同的是院里有了邻居——西周村的禹尧一家，属于“六二压”人员，丈夫从公安局精简下来，妻子娘家在县城不愿回周村，于是就来这里落了户；村里还有一家“六二压”，男方名叫王金魁，是平定人，因娶了常家会村李金忠的养女，夫妻双双从阳泉压缩回来。后来王金魁因盗窃队里的粮仓被喂牛工发现顿起杀心，犯下命案被政府正法。
事情竟如此巧合，两次回来时间都在深秋九月，我仍然一无所有、顾影自怜，只比上次多了一只木箱。不断的打击使我几乎与“宿命论”结缘，心想也许我命犯一个“二”字：二次回到东湾，二次进了龚家，二次返回阳泉，现在又二次来到侯家庄，并且二次住进赵献江的黑土窑。那么还能不能二次返回铝矿呢，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反右”那时整人虽很随意，但还须经党委批准，现在群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都是群众说了算。那些蓄意制造冤案的赵福之流，既然能任意混淆是非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不择手段迫害我，他们就绝不会轻易认错给我平反。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党就最讲认真”，我坚信**党最讲认真，最讲实事求是，只有党才能给我做出正确的结论，给我平反昭雪。可现在党本身也自顾不暇乱了阵脚，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无一例外都受到冲击无法办公，我寄希望于党的幻想已彻底破灭。
人总是为希望而活着，当一切希望彻底破灭时，死亡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早已死亡。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捱到明年春暖花开，去南方遥远的大海边，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在无知无觉中把这没有尊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