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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前的大动乱中，受益的是那些心怀叵恻的两面派野心家；他们借政治阶梯踩着革命志士的尸骨青云直上，康生王洪文竟登上党的副主席宝座，江青张春桥则一跃而为政治局常委；他们实际上把持了中央绝大部分权力，为所欲为，疯狂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妨碍他们实现野心的所有革命志士。受害的则是一大批老革命家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都先后被迫害致死；文坛巨匠、《骆驼祥子》和《龙须沟》两部巨著的作者老舍，近代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等都因不堪受辱投湖的投湖、上吊的上吊；山西作家、“山药蛋派”领军人、著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赵树理，戏曲界名优新风霞、小白玉霜等都被迫害而死，创下史上艺人无辜陨命之最。北京市的党政领导最惨，除彭真保得性命，副书记刘正、副市长吴晗等都惨遭杀害而死；山西省委书记卫恒羞于受辱跳楼自尽，死后还被冠以“自绝于革命”的耻辱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北京某中学的红卫兵把他们的女教师折磨致死，正直的人们写出文**革中第一份以“是可忍孰不可忍”为标题的传单，风靡全国。没有法治，不讲道德，人格被侮辱，尊严被践踏，生命如草芥，朝而不保夕。成千上万无辜生灵惨遭杀戮，一时间乌云滚滚，社会似乎倒退了几千年，人类又回到蒙昧野蛮时代；人性中残忍、暴虐的一面又一次得到充分发泄。
毛泽东的悲剧还在于他不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把康生江青扶上台，致使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文人志士蒙冤入狱，不少人因此丧命。他说陈伯达“从来就没有和我合作过”，既如此为何让他当中央文**革组长？还有江青，江青何许人也，避开她的丑陋历史不说，她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从不饶人的个性在延安整风时已充分暴露，毛作为相濡以沫的丈夫应该比别人看的更清；他曾说江青“和谁都合不来”、“从来不为别人着想”；何况中央早有规定，中央首长的老婆不担任重要职务，即避免“内宫干政”之意，可是文**革一开始就把她举到第一副组长的高位。直到他们结成“四人帮”，毛才说“江青有野心”，“不要搞四人帮了”，但为时已晚尾大不掉了。在他老人家有生之年始终没能解决“四人帮”问题，我想他也是死不瞑目的。
他的悲剧更在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就几次不听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后处处落井下石迫害军内老干部抬高自己，仅凭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假像就定为自己的接班人，而且还写进宪法和党章，强加于全国人民和亿万党员头上。自古领袖只能在斗争实践中产生，必须得到人民群众拥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也是通过全民公选产生，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某人该当总统写进宪法的先例。此举可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也可称“史无前例”，绝顶荒唐，背离了马列主义，绝非唯物主义，恰恰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结果导致林彪为了抢班夺权竟要谋权害命！要不是他老人家尚存一点明智提前返京，险些酿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皇姑屯惨案。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人帮”最终被毛幸存的战友们粉碎，那场令人人恐惧而又魏国3担忧的大动乱已过去三十多年，历史的车轮又在正确的轨道上奔跑。回顾历史，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还少吗？
正是：
一世英明创业难，千古尧舜美名传；
可叹老来云遮翳，奸雄腾达忠臣难。
二无法无天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在阳泉市立医院切除了外痔，后来内痔又犯了，已形成脱肛。我想去北京做手术，顺便去游玩，就私开建议书找领导批。沈矿长签了字，车间蔡主任签字后却犯了疑心，派人到医院查病历，发现并没有让我转院治疗的医嘱，于是把我叫去。
他问；“谁给你开的建议书？”
我说是任大夫。头次给我做手术的大夫的确姓任，他是左权医院去进修的，已经走了。
蔡主任说，按规定非本院主治大夫无权开建议书，他要查看建议书上是哪个医生签的名；签名处已被我抠掉，假称在口代里装着洗衣服不慎搓掉了。
“拿来我看。”我只得递给他，他接过去看都没有看就锁进办公桌说：“你不要去北京了，就在阳泉治疗。”
我急了：“蔡主任，你已经签了字，怎么能出尔反尔。”
他说：“我们跟医院交涉过，这是个普通手术，市立医院完全能做。”
我年轻气盛不达目的不回头：“他们说能做，可效果呢？怎么刚做过就复发了，你不能拿人命当儿戏，签了字又反悔，我一定要去！”
他斩钉截铁地说：“你若私自外出治疗一切费用自负，回来我停你的职。”
我寸步不让：“随你的便，沈矿长都批了，你说了不算。”
我想先去治疗，回来找矿长问题定能解决。因没有转院证北京肯定不接，就去了太原，由刘震介绍住进杏花岭医院。
按官方后来的说法，“**大革命”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式发动，由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擂响战鼓。
我住院期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已初露苗头。山西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已被揪出来，起因是省里排演了一出《三上桃园。》赴京汇演，江青看后说是株“大毒草”，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涂脂抹粉。医院里也贴满大字报，向院长、科长、主任猛烈开火；我的主刀医生郭主任也遭到“炮轰”，我出院后不知他怎么样，后果很难设想。
我出院后形势已急转直下，矿里成立了*化革命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党员组建起“赤卫队”，先是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沈矿长自身难保，那管得了我的事，蔡主任如愿以偿；他不仅不给报销医药费，扣发住院期间的工资，而且当真停了我的职。直到我刀口痊愈卫生所医生开出恢复工作的建议书他仍不准上班，我被长期停职了。
以此为诱因针对我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先是化工厂有人给朴意他们写出大字报，攻击他为我这个“地主分子”（我幸运地又升了一级，由“地主”出身直接变成了“地主分子”）翻案，因六二年“甄别”工作中他曾积极向五人小组反映要求给我平反。接着铝矿的“革命群众”也把矛头对准我，大字报罗列的罪状除把五八年化工厂整理的黑材料全部公诸于世，额外又加了两条：一是装病旷工，二是偷听敌台广播。偷听敌台的事是工人甄昌“揭发”的。起因是我五七年装的那台电子管收音机坏了，我从父亲那儿拿来修，向风机房工人李东借电烙铁，他要我直接到他们的水泵房修理，想跟我学点手艺。因没有万用表，零件坏了无法测量，我鼓捣了大半夜全部重装一遍仍然收不到信号，李给我吃了夜餐并留我过夜。次日天明回宿舍时遇到风机房工人甄昌，他见我抱台收音机问干啥去了，我如实告诉他。他和李东同在风机房上班，他原是五级壮工，李是三级技工当组长领导他，他不服，两人产生矛盾。他想借题发挥，攻击李拉拢我偷听敌台以满足其报复心理。岂知李是转业军人，“响当当”的贫农，对此不屑一顾，我却不堪一击。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鼓声中，各地各单位开始雷厉风行遣送所谓“黑七类”（地富反坏右再加历史反革命和“黑帮”分子）回原籍。汽车站、火车站、街头巷尾到处挤满胸前挂大牌子的“黑七类”，三尺大的牌子上对号入座写着“XX犯XXX”或“XX分子XXX”，均由红卫兵押送。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是文**革中“红卫兵”的一大发明，似可与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媲美，应该让它彪炳史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习以为常，也被那些“红”的发紫的“革命骁将”引为荣耀。
大字报逐步升级，由赤卫队牵头正式甩出“反社会主义分子田生玉限三天滚回原籍”、“强烈要求矿文**革把坏分子田XX遣送回村劳动改造”等大字标语，署名都是“革命群众”。
灾难又一次降临！
那是无“法”无天的年代，只要“革命群众”写出大字报，不须查证落实就可定案；群众就是法官，群众的要求就是判决书，牌子上写的罪名就是定案结论。而农村就是全国唯一最大的监狱，它可以容纳无其数的“反革命”，农村也最适宜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毛主席语录说的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不论是带耻辱牌，还是遣送回村，既然是群众的发明，那一定是最好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村生活水平最低，七亿农民最苦，因此就像封建社会犯了罪要流放到边远地区，让他们忍受荒蛮瘴疠之苦，六十年代的中国犯了错误都要遣送回农村。
而我天真未泯，仍寄希望于伟大的领袖、英明的党。五八年的冤案就由党中央发出甄别指示才得以平反，如今受到第二次迫害，也只有靠党拯救。我相信党，党最讲实事求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我向党中央、省委、市委发出三封求救信申诉冤情，请求党派人调查落实，救我于水火之中。
信如石沉大海，灾难却步步逼进。一天在青岩底宿舍楼前，“赤卫队”长王江手提大纸牌走来说：“田生玉，把这块牌子戴上，除晚上睡觉可摘下整天都要挂着，到食堂吃饭也不许摘！”
我见牌子上写着“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田生玉”，理直气壮问他：“我在化工厂的问题已全部平反，为什么又给我戴这顶帽子，是谁决定的？”
“群众。”王江用简单两个字回答，强行把牌子挂到我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