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刚开早饭，我端着大碗等待第二轮加饭，耿翼突然走来，瞪着眼大声喝道：“田生玉，过来！”
我迟疑着，唯恐错过加饭机会。耿毅疤瘌眼上下歙动着，他发怒了，厉声吼叫：“叫你没听见？放下碗，跟我来，快点！”
我只得放下碗，他说：“到你宿舍去。”又回头对组长王会说，“给他把饭打下。”
走在路上疤瘌眼才唱明来意说：“你改造得不错哇，从前不会偷，现在学会偷了嘛。”
“我没有偷，我什么也没偷过。”我说。
“你不要嘴硬，咱们一会儿见实。”看来他对捉贼见脏满有把握。
一进屋他就命令：“把你的被子打开！”
我抖开被子，里面空空如也。
“你偷的玉米棒放哪里了？”
“我没有偷玉米棒，昨天路上拣了两个烧吃了。”““搜出来怎么办？”
“你搜吧！”
屋里空荡荡的，只静静地躺着一排铺盖卷，实在无处可搜。疤瘌眼猛抬头见墙上挂一个包，他像发现了新大陆。
“那个包是谁的？”
“我的。”
“为什么不打开？”
我摘下来打开，里面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两个垫肩。他指着一条劳动布裤子问：“这是从哪里偷的？”
我说不是偷的，是前几天大哥来看我留下的。
“你大哥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
我说在石家庄拖拉机厂当工人。
“你若有半句假话当心你的脑袋！”
“你可以去管教股查嘛，那里有来客登记薄。”
劳教队凡来人探视都要登记，这一点他比我更清楚，但他不甘心一无所获，疤瘌眼又盯在那两个垫肩上：“这是哪来的？”
“咱厂发的。”
“你怎有这么多？”
“我不常戴，就积攒下来。”
我不敢说，那垫肩戴在脖子上活像囚犯的枷锁，我不愿戴。
“用不完为什么不上交？”
“没说过上交呀。”
“胡说，公家的东西岂有不上交之理。”
他拿着猎物余怒未息地走了，我叹口气，啼笑皆非。
正是：
千锤百炼见真金，历尽艰辛难改性；
命犯小人受欺凌，一路抛洒辛酸泪。
六命犯小人
转眼已两年过去仍不见劳教队放人，只见往里送，不见往出走。有个右派说“劳教队是狗B衙门只进不出”，被当作反动言论好一顿批判。
父亲第二次来看我时我正在修南庄铁路。这也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南庄煤矿的铁路支线，连同青年钢铁厂后来都废弃不用，只是劳民伤财而已。铁路离厂部二十余里，我们住在大阳泉一个叫“富昌公司”的大院里，从大门楼上方那块“富昌公司”的金匾我猜想它定是某个民族资本家的庄院，后来不知怎么倒闭了抑或没收了，人去楼空，转为劳教队的营地父亲下车后先到陈家沟，又折转找到工地，往返四五十里，真难为他年逾五旬不辞辛苦看望我这忤逆子。我住劳教的事父亲始终没敢对学校同仁讲实情，他担着多大风险，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见面后我才知道继母李成兰死后，他又在汾阳找一个老伴，不幸一年后因难产去世，生了一个女孩已送了人。我与这位继母竟无一面之缘，她只留给我一件风雪衣作纪念，那个同父异母妹妹后来也一直无信息，成心中一大遗憾。
父亲盼望我早获自由，父子团聚，好卸却他心头一块巨石。可是劳教时间遥遥无期，不知何时才能如愿。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倘得自由定要回到父亲身边，父子们相依为命。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只讲阶级性，否认人性的存在，刘少奇在他《论**党员的修养》一书里提及“人性”，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说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不承认人性的存在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哲学，绝不是马列主义，它完全违背人的伦理道德，漠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我始终认为世界上父亲最亲，只有父亲最关心我，因为我再没有别的亲人。后来在铝矾土矿遇到一个老工人王季，他是文盲，却是个老党员，有一次风钻坏了，他修好后得意地问我：“你说是我这实践重要还是你那知识重要？”
我只能回答“实践重要”，他又嘲弄地说：
“我看打你心里还是认为你那知识重要。”言外之意知识是没有用的，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不需要知识，只能靠实践；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当时白卷先生张铁生的“英雄事迹”正风靡全国，此人胸无点墨，只因在农村当个生产队长，高考中交了白卷并大肆攻击十七年的教育制度而被“四人帮”捧为英雄。全国掀起一股不学无术就是英雄的恶浪，学生反老师，学校不敢管，教育陷于瘫痪。可悲可叹，可恨！
自从那年“五一”节回到石家庄，见父亲孤身一人在三中任教，我就产生一个愿望：和父亲在一起，当一名人民教师。那时我认为学校还是个比较纯净的场所，当教师必定受人尊重，不像工厂一派乌烟瘴气，没有人尊重知识，人们只知互相倾轧、互相攻击，人人争当阶级斗争的斗士，都想乘政治斗争的直升机向上爬。
大跃进的的烽火烧昏了人们的头脑，共产风吹散了几亿农民翻身解放带来的狂喜。吃饭不要钱，上地不记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千斤粮，万斤菜。没过几个月，大锅饭吃不开了，把从各家搜刮来的余粮也搭进去了，每人每天只配给五两粮，农民生活苦啊。卢山会议上出了个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一封忠谏信激怒了一贯正确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把他压在五指山下。待毛稍稍清醒，七亿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副食店里除食盐尚未脱销，就只有古巴糖和伊拉克蜜枣，这些东西对饥饿的人们又能起多大作用。
因劳教人员总嚷吃不饱，劳教队就让他们去农村体验农民生活。我被派去“体验”了三天，与陈家沟农民同吃同干活。早饭每人二两小米饭，午饭一个二两面的窝头一瓢野菜汤，晚饭一两玉面的糊糊（平定称馓），还没有饭店的面汤稠，喝下去反惹得回肠荡气，肚子大发牢骚。吃这么点鸡食难以苟延性命，哪有力气干活，人们东倒西歪走到地头，斜靠地垄似睡非睡，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将近中午，队长有气无力说声“干几下吧”，于是架起抬筐摇摇晃晃送三五回粪回去领赏——吃那二两窝头。俗语说“人欺地皮，地欺肚皮”，我想这样循环往复，来年怎能打下粮食，难道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自己都说过“天灾人祸啊！”，只是他没有分清天灾和人祸各占得比重，官方宣传更是只提天灾避而不谈人祸。实际上无休止地搞运动、无中生有搞阶级斗争，加之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吃食堂和漫无边际的浮夸风才是万恶之源。
毛泽东毕竟英明，虽然把他的彭大将军拉下马，心里也深知他所提问题切中要害。于是召开“八千人大会”给农业松绑，解散了农村食堂，恢复了一家一户的小锅饭，这样人们就能挖野菜充饥，少饿死几个人（据统计“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百多万人，以老弱病残为主）。接着给农民分了自留地，让他们种点菜填充肚皮。又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各机关厂矿开荒种地，大种大养，借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以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
劳教队的农业基地选在狮垴山，狮垴山位于阳泉市西南，是太行山中段的一座高峰。春种秋收我们机动队都参加了，营地设在山脚下的杨家庄。每日拂晓队伍就出发，十里山路登上山顶早饭已消化殆尽，每人还有三分地的拓荒任务，直到傍晚收工拖着疲惫的身躯蹒跚下山。
秋收由邹干事带队，邹干事名邹瑜，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分到厂部财务科。到狮垴山后，有人称他邹股长，也有人叫他邹队长，不知那时他是否提升为股长了。晚上休息时队员们议论说邹股长盛气凌人，态度蛮横粗暴，大家都怕他。有人说他不是股长，我也跟着说他不是股长，只是个小干事，这话又被哈巴狗打了小报告。邹瑜听后对我怀恨在心，在队前训话说：“有人瞧不起我，说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干事，管不了你们，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他正伺机报复，一件意外事件发生给了他可乘之机。
傍晚收工后我边走边摘路边荆丛中的野莓吃，不慎被石块拌倒扭伤脚腕，不能行走。我一跛一瘸走着，落在队伍后面，邹瑜赶上来，见状不问青红皂白从背后猛推一把说：“快走，装什么洋蒜，看你这鬼架势，真是难倒木匠、气死画匠，要多灰有多灰（灰，平定方言，意为坏）。”
“我扭伤脚啦。”我说。
“收工时还好端端的，你分明是鼻孔里插大葱——装象，想逃避劳动，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何时能改造好？”
我真扭了脚，右脚抬不起来，只能在地上拖着走。红席上前搀扶着我忍痛蹒跚而行，泪水沿路抛洒。
绛珠还泪犹有尽时，我的泪何日方尽？
回到驻地请老羊工按摩，老汉说：“不要紧，是抻了筋，没伤着骨头，但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天’，短时间好不了，需慢慢调养。”
“大爷，请你向我们绉干事求求情，准我几天假吧。”
“行，”老大爷爽快答应，“不过准不准得由人家，你们是没有人权的。”
不出老汉所料我只休息一天又被揪到工地。
秋收结束厂部派车来接，全体队员整队待发。邹瑜在队前训话：“这次收秋任务我们胜利完成了，大多数人表现都很好，能以认罪态度积极劳动。但有个别家伙态度十分恶劣，不服改造。”说着头一摆厉声喝道：“田生玉，站出来！”
我拖着伤脚走出队列。
邹说：“大家看他这鬼架势，真是木匠难做、画匠难画，这样装死卖活抗拒改造怎能改恶从善。好，你不是腿有毛病吗，腿有毛病怎能坐车，你走着回去吧。”
回头又对班长王会说：“让他跟着你走，你负责把他带回厂部，不准他乱跑。”
王会是平坦堖人，已请准假要顺便回趟家。
汽车消失在尘雾中，红席在车尾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