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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务劳动中我又开了个出格的玩笑，有个星期天小组抽调党团员和部分积极分子帮基建科赶任务，我没有去，第二天上班我问组长黎明：“昨天去的人基建科给不给挣工资？”
他说：“还给甚，都是义务劳动。”
我一时心血来潮冒出一句：“不挣工资就给它罢工。”
他当时就严肃地说：“这是什么话，怎么能给党罢工呢。”
当年的宪法只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出版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自由是没有的，但我的话只针对基建科，并未说给党罢工，而且仅指公休日，不是日常生产；况且当时只有我和黎明两个人，并没有在公众场合大肆宣扬。我不知道，那个时代基建科就能代表党，任何一个单位都代表党，每个党员也代表党。“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宾，莫非党臣”，我就难逃“反党”的罪责。
正是：
神州骤起共产风，芸芸百姓不聊生；
口无遮拦招奇祸，累累冤情向谁伸。
九遇文字狱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演说，随后就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与他在革命战争期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感到形势大好，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即将到来。可时隔不到半年，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场如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席卷全国，五十多万（一说七十万）知识分子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这还不算，接着又发起“反坏”运动，他说：“对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反右”后期的“反坏”运动就是依照他的上述指示开展的。他所说的那些违法犯罪行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惩治，但别的国家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他是抛开法律大搞群众运动，全凭“四大自由”办事。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只相信群众，不相信法律。
一九五八年七月化工厂召开了“反坏动员大会“，面对主席台上方的六字大横幅我深有感触，心想：又将有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遭受灭顶之灾，但不知轮到哪些人头上。绝没想到倒霉的也有自己，更想不到化工厂处理的二十多个年轻人竟无一个属于盗窃犯、诈骗犯、流氓集团，更没有杀人放火犯，顶多是些强加以莫须有罪名的思想犯（连政治犯的资格都不够）。
大字报的海洋又迅速淹没了整个工厂，人们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每个人都想把别人拖下水而自己捞一根救命稻草。电雷管工段的大字报渐渐把矛头对准了我，首先发难的就是窦斌。他的第一发炮弹是一张题为《大流氓田生玉》的大字报，把我和马丽逛平定的事正式曝光，说什么“一男一女不走大路专走小路，白天不走专等天黑可见不谋好事”。我初出校门自命清高，一身清白那容如此凌辱，于是怒不可遏奋起反击，写出《流氓帽子岂容乱戴》，针锋相对指出：“流氓眼中皆流氓，那些大叫大嚷别人是流氓的人正是十足的流氓。”
窦斌那肯善罢甘休，自恃出身好联络他人以所谓“反动言论”为得力武器，大字报一张接一张抛出，一张比一张上纲上线。我也不甘示弱，他揭发我说过“命运掌握在人事科手里”、“世界上只有父亲最亲”，我就端出他说过“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吃饱喝足有福的，不吃不喝讨吃的”。他提出“你说团小组长管不着青年，挑拨团群关系”，我写道“你和右派分子许XX的老婆（给女子和我们在同一小组）打得火热，立场何在”。我俩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凡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言论都拿来当作反动言论——一发发炮弹向对方射出。因为一度曾是朋友，接触多交谈多相互掌握的材料也就多，俗语说“言多语失”，谁也不能保证句句话都符合毛泽东思想。那知他根本不在乎，他出身好，属于无产阶级阵营，同样一句话出自我口就是反动言论，他说出来就没事，顶多是“好人说了错话”。按毛的阶级观点，他即使说了坏话、做了坏事，那是好人犯错误；而对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就“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窦斌被我的唇枪舌剑惹的恼羞成怒说我对抗运动拒不认罪，我就质问他：“大鸣大放是群众运动，许你鸣就许我放，难道言者有罪吗？”
毛主席有句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原意是说言者是无罪的。
最后在有关领导授意下他们集中火力抛出一张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田生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了。
几天后即让我在小组会上检查，我谈到初入厂时不安心工作，造成质量事故，不外乎重复那次公开检查的内容；接着把和马丽（她已调离并线组）游平定城的经过以及大字报提到的一些问题作了一番解释。黎明说我的检查极不深刻，要求大家揭发批判，帮我认识错误，于是出现了下面争先恐后的发言：“你说‘暗无天日’就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
“你为什么要煽动工人罢工？”
“你为什么说党的大鸣大放政策是言者有罪？”
“你说‘党组长领导不了行政组长’就是挑拨党政关系；你还说‘团组长领导不了青年’，蓄意挑拨团群关系。”
五十多岁的吴师傅也不甘落后：“那天我通知开质量会你为什么发笑，你对搞好质量有什么意见，分明是蓄意破坏生产。”
“你说矿石收音机也能收到台湾广播，你为什么要收听敌台广播？”
那时收听台美广播如一发重型炮弹，砸在谁身上都够受，还会有特务嫌疑。
职工大学取消了我的学籍，马丽也收回她的爱心，宣布与我断交。是啊，在那样严酷的政治形势下，谁敢宣称不和“敌人”划清界线，连彭德怀的老婆浦安修都没能扛住，屈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宣布和彭总脱离了夫妻关系，至今得不到亲朋小辈的谅解，可悲可叹！
我们的宿舍楼代号是501，二楼阅览室正对楼梯口。那晚我正在读报，有个女工把我叫出去，马丽手捧信件、照片和所有我与涅丽娅送她的纪念品说：“这些东西还给你，以后请你别再来找我。”
她眼里噙着泪水，表情显得很无奈。她选择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表示与我断交，分明是向大众公开表明她和我划清了界线，真是绝顶聪明的策略。而我当时并不理解，认为她太无情，一气之下把那些东西当众撕得粉碎并付之一炬。
事态的发展使我隐隐感到事情有些严重，看来真要在我身上开刀了。然而回首过去我问心无愧，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党把一个放牛娃培养成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花了不少资本和心血，我对党是有感情的。虽然在我身上有许多小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入厂后一段时间不安心工作，还有悲观厌世心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决不会反党。
我认真写了一份《向党交心书》连同学生时代的五个日记本交给党支部，希望党能了解我、拯救我，不要把我抛弃。那时电雷管工段已脱离一车间，划归了三车间，支部副书记、工段长田贵找我谈话。他说：“你能向党交心，这很好嘛，人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能改正就是好同志；党的政策一贯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再深刻写一份检查就一定能得到宽大处理。”
他的话如同给我吃了颗定心丸，使我几天来忐忑不安的心踏实了许多。既然田书记说宽大处理，就不会像韦忍那样定为右派分子遭到无情打击，一定会给我痛改前非努力工作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一定能像“青春激涛”里的主人公苏起那样重新振作起来奔向远大前程。
谁知我竟中了缓兵之计！
公元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下午下班铃响过后工人们陆续走出工房，我还俯身在绞丝机上继续工作。这几天我多加点班就能完成生产定额，今天的任务还差十几件了，我要完成任务再下班。
今天是中秋节。去年中秋校友聚会，大家评点世事、畅谈友情，一年的风云变幻每个人的处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怀戒心，再没有人提聚会的事了。我已买好月饼，今晚准备独自去烈士陵园度过。三天后就是国庆节，我想去太原看望陈英。自从毕业分别已经两年没见面了，本来今年元旦就想去看她，父亲却叫我回石市，我知道继母去世后他感到很孤独，没有拒绝。他还特意把大姐接出来，算是一家四口再次团圆，欢欢喜喜包饺子过新年。我打开自制的收音机，等待零点报时，朱德委员长敲响新年钟声；接着是郭末若的新年贺词《春姑娘来了》，诗情豪迈、意趣横生，句句荡人心扉。
大姐因怀念二姐心中烦闷，叫我把收音机关掉，我就上二楼向最崇拜的王老师拜年。他已被定为“右派分子”，强掩内心的悲愁苦笑着接待自己的得意门生。我知道他内心很苦，不便直言刺痛他的伤处，师生对坐默默无言。他说当晚要乘车回天津老家一趟，我便趁机告辞。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不久他被投入监牢，随后我也身陷囹圄。
耳边传来黎明柔和的声音：“田生玉，别干啦，咱们开会去吧—全厂职工大会。”
猛抬头见韩祥也站在身后，胖墩墩的圆脸上一张大嘴微微呲开，弥勒佛似的堆满笑容，令人难解其意。
我说：“今天没通知开会嘛。”
黎明说：“车间大喇叭通知了，可能你没听见（实际是秘密通知的）。”
我问开什么会，他说不清楚，到那里就知道了。
对两位组长的恭请我觉得有点蹊跷，莫非就要大祸临头了？但转念一想，田书记分明说不要有顾虑，党会宽恕嘛，于是紧张的神经又松弛下来。
两个组长一左一右裹挟我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