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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高的政治素养和人格魅力，这样的人，若在治世，即使不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也会如海瑞、于谦之类成为“留得清白在人间”的典范，为人所敬仰。但是，在天下分崩的乱世，需要的却是智勇双全，行事不择手段的枭雄，只要能够成就王霸之业，什么规矩和道德都是不用遵守的。刘虞这样的君子，在这段历史里，就成了拘泥于小节的“笨伯”，在他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也开始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征讨董卓的联军开始内讧的时候，刘虞作了几件事，无一不是君子仁臣的所为，但也开始了他步向死亡的路途。其一，就是“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众多实力派要拥立刘虞位皇帝，取代那个被董卓玩于鼓掌之中的汉献帝。这事对于刘虞来说，可谓有利无害，首先，他是汉室宗亲，又位列三公，称帝的合法性是比较充足的，其次，是别人拥立他为帝，既是事有不测，首先倒霉的是袁绍、韩馥等人，他自可以再回到幽州，再次，一旦成功，刘虞就是光武帝第二，好处是自不待言的。
但是，刘虞极为决绝的拒绝了，把那些让他当皇帝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按封建社会的伦理，作为“纯臣”，面对这种诱惑，不但要拒绝，而且一定要极为坚决，最好就是要打骂对方一顿。可是，在乱世当中，就要婉转一些，不要过于得罪人，刘虞这一骂，得罪的人可就多了，日后他的无所依傍，就从这时开始。
接着，拥立他为帝不成，“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这就更过分了，不错，尚书之职应该朝廷封受，可现在朝廷是这般光景，何必这么计较？君不见多少人占了地盘就“自领”官职？可刘虞不但不自领，反而把劝他的使者给杀了，得罪人算是到了家。
自然，对外结怨，内部如果稳固，也还可自保，可刘虞的“眼里不揉沙子”，却使得祸起萧墙。
与刘虞屡屡发生冲突，并最后结果刘虞的，就是著名的“白马将军”公孙瓒。这公孙瓒在《演义》里因为刘备的关系被写成正面人物，而在历史上是在不怎么样。“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觽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公孙瓒喜欢侵扰百姓，与刘虞的爱民正好针对。如果是枭雄，这根本不算什么，百姓值多少钱一斤？能有公孙瓒这样的勇将辅佐，才是重要的。可刘虞却是认为“民为重”，倒和公孙瓒闹翻了。
可最后让他们彻底敌对的导火索，还是在拒绝称帝之后“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闲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可是“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这时候“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这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公孙瓒两面三刀的枭雄气质，刘虞本要迎接皇帝，不但被袁术破坏，反而看到公孙瓒算计自己，对公孙瓒就完全看作是敌人了。接着，又因为刘虞不许公孙瓒连年与袁绍作战，导致“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
公孙瓒不但侵扰百姓，而且劫夺刘虞送给少数民族的礼物，既破坏安民政策，又破坏对外邦交，对于刘虞来说，公孙瓒这样的罪行，上奏朝廷无效，除了与他针锋相对的打仗，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于是，“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君子被激怒了，但愤怒的君子还不失君子本色，“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
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着不伤及无辜，犯了兵家大忌。“兵者，凶器也”，只要用兵，就不能心慈手软，曹操攻徐州，动不动就屠城，才吓得陶谦军无斗志，要不是后院起火，徐州唾手可得。打仗如果顾及平民生死，就会束手束脚，如果敌方再无所顾忌，失败就难免的了。看看当年日军侵华和现在的美军攻伊，就知道有顾忌和无所顾忌的区别了。
战争初期，对于刘虞极为有利，首先是兵马比公孙瓒多，其次“瓒时部曲放散在外”，如果全力攻城，公孙瓒必死无疑，可是，“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都打起来了，还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虽不失君子仁者所为，却无法克敌。
战场上你死我活，你不能克敌，敌人就要想法子克你了。久经沙场的公孙瓒于是“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一下子“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公孙瓒“宜将剩勇追穷寇”，“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
刘虞落在了公孙瓒手中，自然是难免一死，而死前却也受尽屈辱，先是罪名定的窝火，竟然是“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这可真是冤枉，可没办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后在刑场上，公孙瓒居然说：“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这是在临死前都要拿刘虞寻开心，当时“时旱埶炎盛”，自然不会有风雨，于是“遂斩焉，传首京师”。虽然，不但常山相孙瑾、掾官张瓒等“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而且“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但刘虞还是死了。
可怜刘虞一代君子，就这么死在了在三国中各方面能力都只能在中流的公孙瓒手中，辛苦经营的幽州也归了公孙瓒，他欲保护黎民，可因为他的死，倒让黎民又受了多年战乱之苦，直到曹操打败袁绍，评定了河北，才安定下来。其时，已经是刘虞被杀害十余年之后了。
这样的君子下场如此凄惨，向对于那些视万民如猪狗的枭雄的成功，《三国》给人的正面的教谕实在是不多，难免让人认为宽厚仁和会遭到失败，残忍阴险才能成功，若以这样来看，不但“老不看三国”，少也是不宜看三国的。
龙沙独行者——班超
〔文／六朝人物〕
公元33年——耶稣基督巡游传教并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年，一个男婴班超降生在关西地区一个儒者之家。这一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在楚语中，“班”这个字的本意是“老虎”，传说这个家族的始祖子文是被一只母虎喂养大的。这也许暗示了这一族人内在的勇猛弘毅的素质。秦灭楚后，子文的后代迁往北方的边境晋、代之间，从此以班为姓氏。这一家出过很多“任侠雄边”的人物，后来，班固因此不无自夸地说自己的家族“家本北边，志节慷慨”。然而到了此时，这种素质已被掩藏在修身养性的儒家礼仪之下。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而他的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以著称，其父班彪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大师”。
这种差异在班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也被培养成一个儒生，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诲，饱读诗书，但相比他那天才早慧的哥哥班固及妹妹班昭，他被称道的美德只是对长辈孝敬恭谨和不辞劳苦，在学问方面似乎乏善可陈。而他的不修细行、疏朗豪迈更使他成为家族中的另类。父亲死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潜心修业，而养家的担子落到了班超的身上。
突然降临的灾祸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班固被人诬告，以私修国史的罪名逮捕进京。班超随之进京营救，他向皇帝上书鸣冤，并得到召见，他的胆略和口才使汉明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也是因此，明帝亲自审查了那些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著作。由此，班固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兰台令史，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日后，他以一部《汉书》回报了这个王朝。后来明帝召见班固时，问起了他那个侃侃而谈的弟弟，听说班超只是靠为别人抄书为生，明帝也让班超充任了兰台令史。
这个职位对班固可以说适得其所，但对班超而言，抄书修史却不能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的文牍工作，一天突然投笔而起，发出“大丈夫当效张骞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的感慨。然而他却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嘲笑。在一群书生中间，这个“燕颔虎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的关西大汉就象羊群里的骆驼般格格不入。没多久，他受别人的牵连被免了官——可能这又是他疏放的个性造成的后果。
这段短暂的文官生涯对他来说远非愉快，失去了也并不遗憾。可是，此时他已经人到中年，还是一事无成。希望的落空，年华的流逝，未来的渺茫，这些不可能不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