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的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的生命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力量。
（摘自〔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夏志清论钱锺书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和牵涉众多人物而结构松懈的《儒林外史》有别，《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 hero）的喜剧旅程录。善良但不实际的主人公从外国回来，在战争首年留在上海，长途跋涉跑入内地后再转回上海。途中他遇上各式各样的傻瓜、骗徒及伪君子，但他不似汤姆·琼斯（Tom Jones）那样胜利地渡过灾难，作为美德战胜邪恶的证明。反之，他变成失望及失败的人。事实上他在书中很早就失去他苏菲亚·华斯顿（Sephia Western）式的好女子。后来他和另一女子结合，而她只带给他更形孤立的感觉。
（孙柔嘉）无疑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细致的一个女性造像。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刚上场她看来羞缩沉默，日子久后就露出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这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特性。鸿渐起初并未注意柔嘉，但赵辛楣冷眼旁观，却清楚看出她正在布下天罗地网，要猎取他这位未设防的友人。
虽然讽刺和浪游都加强小说的范围及意义，但中心主旨的表现，全落在主角的个别戏剧事件上面。鸿渐是一个永远在找寻精神依附的人，但每次找到新归宿后，他总发现到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旧束缚而已。小说中数度提到的“围城”，象征了人间处境。
《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
钱锺书是非常优秀的文体家。……他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钱锺书尤其是个编造明喻（similes）的能手……。正像每一个不以平铺直叙的文体为满足的小说家一样，钱锺书也善用象征事物，在选择细节时不单为适合情节的内容：他希望通过这些细节，间接地去评论整个剧情的道德面。
（摘自〔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围城》的三层意蕴
这部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结构却又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我看起码有这么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比较浮面的，如该书出版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围城》用大量的笔墨客观而尖刻地揭示出种种丑陋的世态世相，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与沉滞的气氛。这个描写层面可称为“生活描写层面”。以往一些对于《围城》的评论，大都着眼于这一层面，肯定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矛盾，具有“认识”历史的价值。因而有的评论认为，《围城》的基本主题就是揭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这样归纳主题不能说错，因为《围城》的“生活描写层面”的确带揭露性，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但这种“归纳”毕竟又还是肤浅的，只触及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
如果不满足于运用“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这个简易却往往浮面的批评模式，而更深入思考作品“反映”的东西是否有作家独特的“视点”，这就更深一步发掘到《围城》的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五四”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但《围城》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与一般新小说不同。在“五四”时期，新小说多表现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人道主义旗帜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传统文人，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所展示的姿态也几乎就是反传统的“英雄”。3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更是凌厉的“斗士”，尽管“政治化”使这些“英雄”的个性一般都显得空泛。到40年代，特别是抗战之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回顾与探索他们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围城》是40年代这种小说创作风气中所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或者说，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从文化层次去把握民族的精神危机。《围城》里面有的是机智的讽刺，而这些讽刺所引起的辣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逼使他们去思索、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在《阿Q正传》之后，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
那么，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围城”为题呢？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题旨人手反复琢磨作者的立意，我们也许就能越过上述两个层面的意蕴，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含义——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思考的含义，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
《围城》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产生。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那无非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等于又进城；再出城，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综观这部长篇的结构，如果要“归纳”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动的“语法”，那就是：
方鸿渐的行为＝进城→出城→进城→出城……
这就是说，方鸿渐永远都不安分，永远都不满足，因而永远都苦恼，因为他总想摆脱困境，却处处都是困境，人生旅途中无处不是“围城”。
这一切对于这位懦弱的主人公来说，似乎始终是不自觉的。他完全处于一种盲目的状况，几乎是受某种本能的支配，或者更应该说，受“命运”的支配，永远在寻求走出“围城”，而事实上却是不断地从一座“围城”，进入另一座“围城”。这进进出出，是盲目的行为，而且终究都是“无用功”。
《围城》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结构呢？
作总体分析，这结构带总体象征意味，寄寓着作者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概括起来就是：人生处处是围城。作品象征地暗示于读者：“城”外的人（局外人）总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逃出来，冲进逃出，永无止境。超越一点儿来看，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寻梦”。
从《围城》第三层面的意蕴，也就是“哲理思索层面”来看，这部小说已经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真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在4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出现这样的作品，恐怕也可以说是透露着战后社会心态的一个侧面。这种有超越感的命题，在同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被表现得突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