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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王二人同时在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文坛上尽了很大的贡献的，还有落花生。
他的作品从《命命鸟》到《枯杨生花》，在“人生观”这一点上说来，是那时候独树一帜的（他的题材也是独树一帜的）。他不像冰心，叶绍钧，王统照他们似的憧憬着“美”和“爱”的理想的和谐的天国，更不像庐隐那样苦闷彷徨焦灼，他是脚踏实地的。他在他的每一篇作品里，都试要放进一个他所认为合理的人生观。他并不建造了什么理想的象牙塔。他有点怀疑于人生的终极的意义（《空山灵雨》页一七，《蜜蜂和农人》），然而他不悲观，他也不赞成空想；他在《缀网劳蛛》里写了一个“不信自己这样的命运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论的解释来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满足”的女子尚洁，然而这尚洁并不麻木的，她有她的人生观，她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他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网便成了。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他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短篇集《缀网劳蛛》页一三五——一三六）。同样的思想，在《商人妇》里也很强力地表现着（《缀网劳蛛》页四七）。
这便是落花生的人生观。他这人生观是二重性的。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婴的意识（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所以尚洁并没有确定的生活目的，《商人妇》里的惜官也没有；作者在他的一篇“散记”里更加明白地说：“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罢”（《空山灵雨》页三五）。
落花生是反映了当时第三种对于人生的态度的。
在作品形式方面，落花生的，也多少有点二重性。他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蛛》，乃至《醍醐天女》与《枯杨生花》，都有浓厚的“异域情调”，这是浪漫主义的；然而同时我们在加陵和敏明的情死中（《命命鸟》），在尚洁或惜官的颠沛生活中，在和莺和祖凤的恋爱中（《换巢鸾凤》），我们觉得这些又是写实主义的。他这形式上的二重性，也可以跟他“思想上的二重性”一同来解答。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的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
（录自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沈从文评叶绍钧的创作
在第一期创作上，以最诚实的态度，有所写作，且十年来犹能维持那种沉默努力的精神，始终不变的，还是叶绍钧。写他所见到的一面，写他所感到的一面，永远以一个中等阶级的身分与气度创作他的故事。在文学方面，则明白动人，在组织方面，则毫不夸张，虽处处不忘却自己，却仍然使自己缩小到一角上，一面是以平静的风格，写出所能写到的人物事情，叶绍钧的创作，在当时是较之一切人作品为完全的。《隔膜》代表作者最初的倾向，在作品中充满淡淡的哀戚。作者虽不缺少那种为人生而来的忧郁寂寞，因为早婚的原因，使欲望平静，乃能以作父亲态度，带着童心，写成了一部短篇童话。这童话名为《稻草人》，读《稻草人》，则可明白作者是在寂寞中怎样做梦，也可以说是当时一个健康的心，所有的健康的人生态度，求美，求完全，这美与完全，却在一种天真的想象里，建筑那希望，离去情欲，离去自私，是那么远，那么远！在1922年后创造社浪漫文学势力暴涨，“郁达夫式的悲哀”成为一个时髦的感觉后，叶绍钧那种梦，便成一个嘲笑的意义而存在，被年轻人所忘却了，然而从创作中取法，在平静美丽的文字中，从事练习，正确地观察一切，健全的体会一切，细腻的润色，美丽的抒想，使一个故事在组织篇章中，具各样不可少的完全条件，叶绍钧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取法的。他的作品缺少一种眩目的惊人的光芒，却在每一篇作品上，赋予一种温暖的爱，以及一个完全无疵的故事，故给读者的影响，将不是趣味，也不是感动，是认识。认识一个创作应当在何种意义下成立。叶绍钧的作品，在过去，以至于现在，还是比一切其他作品为好。
（录自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原载1931年4月30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4号，收入《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等小说
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是以人间的血泪培育根苗的。1924年爆发的江浙军阀齐燮元、卢永祥混战的炮火血花，进一步锤炼了叶绍钧现实主义的笔力。该年十月，他和王伯祥、周予同等赴浏河战场考察，写了现实主义长诗《浏河战场》，悲愤地展现了这场血肉横飞的浩劫，虽然艺术上有散文分行之嫌，但其所提供的生活画面，令人忆及杜甫的“三吏”、“三别”。归沪后的一两个月间，他写了《金耳环》、《潘先生在难中》和《外国旗》三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这场战争。《金耳环》从军阀队伍内部，揭露战争的劫掠性质。席占魁家乡遭匪祸，离乡别井，去当兵吃粮。他羡慕排长手上金光灿灿的三个金戒指，戴上它可以慰藉自己变态的性心理。军队开拔前，他用被盖强横地典当了一个金耳环，套在指上。他抱着“破城明取三天封刀”，劫掠十个八个戒指的心理上战场，为敌军的炮弹炸得粉身碎骨。作者用一只金耳环，象征军阀队伍的贪婪、淫秽、残暴的兽性战争动机。《外国旗》则从乡村小生产者惴惴不安的心理，反映战争的为害。寿泉被战事吓破了胆，恳求外国教会的教友金大爷为他弄来一面外国旗。但是金大爷以假冒真，使他门口虽有旗子飘扬，也难免兵们破门入户之祸。这些作品突破了叶绍钧早期小说多写身边小事的局限，把人物的苦难和军阀柄政的黑暗社会联系起来，使现实主义笔触产生了新的力度，并且在《潘先生在难中》达到了高峰。这篇小说刊于1925年1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是作者打破以往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展示知识分子灰色心理的作法，而在一个动荡的时世中淋漓尽致地揭示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的力作。小学教员潘先生闻说军阀开战，携妻带子匆惶逃往上海。又担心教育局长斥他临难逃脱、玩忽职守，只身返回故乡。处处风声鹤唳，他便到外国人办的红十字会领取会旗、会徽，挂在家门上、胸襟上。这还觉得不保险，一听战事危急，就慌忙躲进红十字会的红房子里。战事停息后，人们推举他书写欢迎凯旋军阀的彩牌坊条幅，他大书“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终觉违心，眼前闪出拉伕、开炮、烧房屋、奸淫妇女和菜色男女、腐烂尸体的残酷镜头。小说固然从一个“小人物”的仓皇逃难中反映江浙军阀战争的荼毒生灵，但这些已退居背景的地位了，它更为重要的成就是极为充分地剖示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委琐自私的灵魂。潘先生的灵魂内核是利己主义，他逃而复归，归而营窟，甚至他在战争初息便为军阀歌功颂德，无不是为了身家性命，象征地说，是为了他逃难挤火车时排成长蛇阵的一只黑漆皮箱和老少四口的苟且安全。小说把战祸和逃难者的心理浑然一体地交织起来，不是孤立地写逃难，也不是静止地写心理，而是随战讯的张弛，写人物的心波百折，从而深刻地展示了一个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仓皇、犹豫、动摇、自慰的诸多心理侧面。因此，沈雁冰说：“在叶绍钧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戒备），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这一阶级的人物，在现文坛上是最少被写到的，可是幸而也还有代表。”叶绍钧的现实主义至此完成了两项内在的变化，首先它摒弃了“美”和“爱”的虚幻性，坚持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使现实主义归于沉实；其次它在描写熟悉的生活时，把它与广阔的社会联系起来，使现实主义趋于开阔。这种开阔而坚实的现实主义，是为人生的文学高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多写灰色世界的灰色人物，叶绍钧小说常用讽刺之笔。他这样说过，“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总得‘讽’它一下”。他的讽刺风格是平实、凝重、婉曲、含蓄的，没有鲁迅那种剔骨见髓的深刻，也没有张天翼那种生蹦活跳的明快，读起来或有沉闷之感，但从不落于“油滑”。
讽刺之道和中正之笔似乎油水难溶，叶绍钧却寓谐于庄，庄而能谐，于中正平实之处隐藏着针砭世态的讽刺之锋，这足以显示他的生活根柢之深和艺术造诣之高。
布局和描写中严谨凝重、平实中正的风格，是同民族艺术传统相联系，相衔接的。与同代作家相比，叶绍钧的外文水平不算很高，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多是译本，但他的古文基础很扎实，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