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攻击采取行动，而且一定要攻击威胁到均势才会有所反应。梅
特涅的国家却在欧洲心脏地带，冒不起这种风险。正因为不信任亚历
山大，梅特涅力主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全力防备他可能造成的威胁。
他曾写道：“一旦开火，亚历山大定会在佞臣引领下逃离我等的监督，
届时将无以节制其自恃天命而为所欲为。”
为冲淡亚历山大的狂热，梅特涅采取双管齐下策略。他虽坚决反
对奥地利强出头或采取片面行动，但在他领导下，奥国却成为打击民
族主义的先锋。他更不鼓励他国自行行动，部分即由于他担心俄罗斯
的宗教式狂热会演变为扩张主义。对他而言，温和中庸既是哲学上的
美德，也有实际上的需要。他曾对一位奥国大使做如下的指示：“化
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急于追求本身利益更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
大。”只要情况允许，他一定设法以耗日废时的谈判，限制他国不得
超越欧洲共识所容许的范围，借以拖延他国祭起圣战旗帜的图谋。
另一方面，梅特涅的做法是团结保守势力。凡诉诸行动势不可免
时，他另有巧妙之戏法，对此他曾做过如下解说：“奥地利事事重实
质而多思量。俄罗斯唯重形式。英国重实质不重形式，我方之任务即
在结合英方期期以为不可与俄方之惺惺作态。”梅氏以灵活的手腕，
把他深怀戒心的俄罗斯，变成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盟友，把他信任
的英国，变为保卫均势不受挑战的最后依靠，由此使奥国得以掌控一
个世代的欧洲事务步调。然而必然要发生的事只能延后，无法扭转。
即使如此，能够依据不符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延续一古国长达一世
纪，不可谓成就不大。
令梅特涅两难的抉择在于，他与沙皇越接近，与英国的关系就可
能受影响；他越是冒此风险，就越不得不靠拢沙皇以免孤立。他的理
想组合是，既有英国支持维护现有的领土平衡，又有俄国支持弭平国
内的动乱；既有四国同盟保护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又有神圣同盟保护
国内的安定。
但随着时光流逝，拿破仑逐渐被遗忘，这个理想组合越来越难以
维持。这两个同盟越是走向集体安全与扮演欧洲政府的角色，英国越
是觉得有必要敬而远之。而英国越是保持距离，奥地利就越得仰赖俄
罗斯，因此对保守势力便更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如此形成一个牢不
可破的恶性循环。
不论卡斯尔雷有多么同情奥地利的处境，但他无法说服英国对潜
在而非实际的危险有所行动。他曾声明：“逢欧境领土平衡遭破坏之
时，彼（英国）可有效干预，但于任何抽象之问题，彼定为欧境最不
可能冒险投入之政府，值确切之危险危及欧洲体系，吾国必不落人
后；但吾国无意亦无法依抽象假设性戒备原则，即付诸行动。”但梅
特涅最头痛的便是，基于现实需要，他必须将英国视为假设性抽象的
危机当做实际威胁来看待。国内的革命浪潮正是奥地利感觉最难以处
理的危机。
为缓和原则上的歧见，卡斯尔雷建议各国外相定期见面或召集正
式会议，检讨欧洲局势。这后世所称的欧洲会议（ Congress）制度，
旨在就欧洲所遭遇之问题凝聚共识，为多边行动解决问题找到出路。
但英国对这种“欧洲政府”制度颇为排斥，因为它太接近英国所极力
反对的统一欧洲国。且不论英国的传统政策，没有哪届英国政府曾许
下永久承诺，愿在无实质威胁的平时，随时检讨时势。英国民意对参
与欧洲政府的态度，就仿佛20世纪美国人对国际联盟的观感，而且
均是基于相同的理由。
英国内阁早在1818年首次于夏倍（Aix la Chapelle）召开欧洲
会议时，即明示其保留态度。卡斯尔雷带着他极不情愿的指示与会：
“我国赞同此次会议有一共同宣言，并同样勉为其难，保证次等强国
定期集会将限于一个主题，甚或一国家，但排除以任何方式涉人国际
法所不容之干预。我国真正之政策始终为，除极紧急事故决不涉入，
一旦涉入必挥大军前往。”英国希望节制法国，但除此之外，伦敦对
“涉入欧陆”及统一欧洲的双重排斥心理始终不减。
唯有一次英国觉得欧洲会议外交与其目标吻合。1821年希腊革命
期间，英国将沙皇有意保护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信仰耶稣教的人
口，视为俄罗斯企图进攻埃及的先声。鉴于英国的战略利益受到威
胁，过去虽极力将欧洲的问题关系仅限于对抗法国，此刻卡斯尔雷却
毫不迟疑以同盟之名请沙皇节制。不出所料，他就理论与实际间的差
异做了一番解析：“土耳其的问题完全另当别论，在英国我们认为它
涉及非理论上而是实质上的考虑。”
但卡斯尔雷向四国同盟提出呼吁，反而最是显示出这个同盟的不
可靠。当有成员以本国战略利益为唯一实际标准时，这个同盟便无法
给予各会员国额外的安全保障。因为不论发生什么危机，各国除本国
利益外，并无更大的安全义务。梅特涅显然对卡斯尔雷个人，对其目
标甚至对欧洲会议制度本身明白的认同，感到欣慰。某奥地利外交家
曾说卡斯尔雷， “有如热爱音乐者坐在教堂中，想鼓掌却又不敢造
次。”但如果连英国最倾向欧洲的政治家，都不敢对自己的信念喝彩，
那英国在欧洲协调中的角色，注定只是过渡性而无法发挥功效的。
类似威尔逊及其倡议的国际联盟在一个世纪后的遭遇，卡斯尔雷
欲说服英国参与欧洲会议制度的做法，远超出英国代议政府在理论上
或战略理由上所能容忍的限度。他跟后来的威尔逊同样认为，若其国
家肯参与某种永久性的防患于未然的欧洲论坛，才是防范新兴侵略野
心的最佳途径。他对欧洲的了解超过同时代多数的英国人，也明白新
建立的均势必须小心加以维护。他以为他已设计出英国可接受的方
案，因为这只不过是四个战胜国的外相进行一连串的讨论会，不涉及
任何义务。
但即使只是讨论会，对英国内阁而言仍带有太多欧洲政府的意
味。事实上，这个制度性会议连最初的障碍均未克服。卡斯尔雷参加
1818年首次在夏倍的集会时，法国被允许人会，英国继而退出。此后
英国内阁拒绝让他再参与任何欧洲会议，会议随后曾于1820年在特
洛波（ Troppau），1821年在莱巴赫（Laibach，即今天的卢布尔雅
那），1822年在维罗纳（ Verona）举行。对英国外相一手筹划的欧洲
会议，英国始终敬而远之，正如一个世纪后，美国对其总统所倡议的
国际联盟保持距离。在这两个例子中，由最强大国家创建的集体安全
制度，均由于国内禁忌及历史传统而失败。
威尔逊及卡斯尔雷都相信，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后所建立的国际
秩序，唯有靠国际社会所有主要成员，尤其是其国内主导人物的积极
参与，始能获得保障。对他们两人而言，安全必然是集体的；倘若有
任何一国受害，到最后没有一国能幸免。如此看来，安全是不可有缝
隙的，每一国在对抗侵略上享有共同利益，而预防侵略则更符合这共
同利益。卡斯尔雷认为，不论英国对个别问题持何种观点，维持整体
和平及维持均势理应符合英国真正的利益。他与威尔逊均相信，维护
这个利益最好的办法，便是参与影响国际秩序的决策过程，以及组织
对抗破坏和平者的反抗势力。
集体安全的弱点在于各国的利益极少一致，安全也很难做到无懈
可击。因此一个全面性集体安全制度，其成员同意坐视不管的可能性
大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大家要不是集结在泛泛的大原则下，便
是眼看着最强大的一员，因自觉最安全最不需要此制度的保障而出
走。威尔逊及卡斯尔雷均未能说服其国家加入集体安全体系的原因
是，这两个社会都不觉得眼前有什么危险，都自认为可以独立应付，
即使必要时也能在最后一刻找到需要的盟友。国际联盟或欧洲会议对
这两国而言，只会增加风险，却无助于提升国家安全。
不过这两位英美政治家之间有一项很大的差异。卡斯尔雷不但与
同时代的英国人见解不同，甚至与整个英国近代外交政策都格格不
入。他未留下典范，没有英国政治家曾以他为榜样。而威尔逊不仅对
美国人舍我其谁的热情有所回应，更将此种情绪推向新高点。后世所
有的美国领导人多少都有他的影子，在他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也深受
其主张的影响。
获准参加历次欧洲会议的英籍“观察家”，卡斯尔雷同父异母的
兄弟斯图尔特爵士（ Lord Stewart），大部分精力都用在阐明英国的参
与有哪些限制，很少对达成共识出力。在特洛波，他提出一份文件，
肯定各国有自卫的权利，但坚持英国“身为四国同盟之一员，不会承
担维持一支欧洲警察的道德责任”。在莱巴赫，他奉命重申，英国决
不会介入对抗“臆测性”危险的行动。卡斯尔雷本人在1820年5月5
日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曾说明英国的立场。他肯定四国同盟是“为欧
陆极大部分国家自法国军事统制中解放”而成立的。但它从未以成为
世界政府联盟（ Un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或以监督他国
内政（ Superintendence of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States）为宗旨。
到后来卡斯尔雷发现自己身陷于个人信念与国家需要冲突的两难
中，却寻不出一条出路。在最后一次晋见英王时，他说：“陛下，向
欧洲道别已不可免；唯陛下与微臣了解欧洲并曾解救欧洲；在微臣之
后，将无人了解欧陆之事。”四天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随着奥地利日渐仰仗俄罗斯，梅特涅最难解的问题变成他以保守
思想讨好沙皇，借以牵制俄国利用其在巴尔干及欧洲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