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并不自认为是个纯粹的欧洲国家。毕竟，她的危难经常源自欧洲，可是救兵却来自大西洋的彼岸。麦克米伦不接受戴高乐的立论，戴高乐认为欧洲与美国不要结盟，安全度才会加强。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英国可能至少也和法国一样愿为柏林而战，但是其动机可能未必出于为盟国占领权这个模糊观念辩护，而是出于支持美国认为全球均势已受到威胁的评估。
苏伊士事件之后，法国与英国对于遭到美国羞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加速它的独立，英国则选择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英、美结盟的观念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存在，也受到鼓舞，早在1935年，英国首相鲍德温（ Sfanley Baldwin）就在艾伯特大厅的演说中提出这个概念：
“我一向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论是欧洲或东方，抵御战争最大的安全将是大英帝国与关利坚合众国的密切合作。可能需要一百年才达致期待的目标，机会也可能永远不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梦想，我展望未来，看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合作，我不禁想起，即使人类不能公开拥护它，将来的某日某时，追随我们的人将可以看到它。……”
美梦成真并没有花100年的时间。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和美国就因相互需要而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些需要是通过非常不同的历史经验积累而成的。
两国能够铸成坚强的结合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英国具备配合变动环境而调适的不寻常能力。艾奇逊的评语或许没错，他指出：英国紧抱帝国的幻象太长久，未能替自己当前在欧洲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在它与华府的关系上，英国几乎是每天都展现出，虽然是个老大帝国，决不在基本问题上自欺。英国领袖仔细评估过他们不再能够以传统的利益、风险平衡法去影响美国政策，选择（尤其是在苏伊士危机之后）以缓和方式扩大影响力。英国两党领袖设法使得美国总统在决策过程中倚重他们的意见，不仅不认为咨询伦敦的看法是对较弱的盟国示惠，还认为是自己统治上不可或缺的重大事项。
然而，英国并不尽然完全认同美国的国际关系哲学。英国人从来没有分享美国人那套人类完美论点，也不会主张道德至上论。“以哲学观而言，英国领袖大体上都认同霍布斯的性恶论。明白人类的罪恶，就很少会对人性失望。在外交政策上，英国一向奉行伦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对英国有利的，也可以视为对世界有利。
要具备这样的观念，必须具有相当的自信心以及天生高人一等的感觉。19世纪，有一位法国外交官告诉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说，法国已经习惯帕默斯顿在最后一分钟才由袖里掏出外交牌，这位勇气十足的英国首相竟然答说：“上帝把牌摆在那儿！”不过，英国把国家自我本性置于实务运用时，却直觉地以温和态度去做，因此它自认可以代表一般利益，倒也经常没错。
在麦克米伦执政时期，英国完成了由实力变为影响力的过渡。他决定把英国政策依附在美国政策之上，并且技巧地处理对华府的关系，以扩大英国的选择范围。麦克米伦从未争辩哲学论点或观念性论点，也很少向美国主要政策公开挑战。他把中央舞台让给美国，退到幕后试图操控整出戏的内容。戴高乐经常吵吵闹闹，让人不理会他会有痛苦；麦克米伦则使美国轻轻松松地来征求英国意见，以致不这么做反倒不好意思。
麦克米伦在柏林危机时期的战术就接近这种手法，他认为不值得为柏林交通问题打一场核战争；另一方面，丢失和美国的关系可就十分严重了。他愿意与美国站在同一边，即使面对核战大摊牌也无怨无悔，这就远胜过其他盟国所作的保证。然而，在他必须面对这个最后大抉择之前，麦克米伦决心试探是否尚有其他对策。他义无反顾地以西方鼓手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制止美国鲁莽行事，也向英国民众显示“他们领袖已竭尽全力去促成了解与协议”。
手段很快就变成目的。麦克米伦对自己的手腕灵活极具信心，自认有把握以纯熟的技术掌控谈判来拔除挑衅的针刺。在麦克米伦看来，外交程序本身可能可以卸解赫鲁晓夫最后通牒的胁迫，一个接一个没有结论的谈判能使冲动的赫鲁晓夫把最后通牒的时限一延再延。在阿登纳极端恼火的情况下，麦克米伦于1959年2月底3月初到苏联访问11天，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数度重申他最早的最后通牒。麦克米伦此行并未获致具体成效，赫鲁晓夫却借着他在场重复胁迫言词。但是，麦克米伦依然不屈不挠地追求安排一系列会议的目标，认为这是避过赫鲁晓夫期限最务实的手段。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这一段经过：
“我忧心忡忡地推动以一系列会议，一点一点稳步走向‘和平共处’（用一句当时的流行话来说）的观念，即使不是和平，至少和平共处也能在世界不受挑衅。”
然而，当和谈成为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就只能听任有心破坏谈判的一方的牵制，或起码摆出随时可以不谈的姿态也能占了上风。因此，赫鲁晓夫发现他能够界定什么事“可以谈判”。为了让对话能持续，麦克米伦用尽心智想在苏联的议程上找出若干项目，可以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交涉。1958年11月27日，也就是收到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正式通牒的翌日，麦克米伦曾致函其外相劳埃德（ SelwynUoyd）说：
“我们不能回避谈判，如何去执行它？这一定会导致谈判统一的德国之前途，以及脱离计划（ Disengagement Plans）吗？”
各种不同的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在中欧建立有限度武装的地区（指的是德国、波兰和捷克），并且核武器由这些国家撤出。就麦克米伦而言，以及较低程度下就美国领导人而言，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主要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由于核战略必须仰赖的核武器实力（绝大多数的美国核武器并未部署在欧洲大陆），与苏联讨论脱离计划，在麦克米伦看来乃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无害的方法。
阿登纳反对所有这些办法，因为一旦美国核武器撤出德国，它们势必撤回到美国境内，这势必中断阿登纳认为的欧、美核防务极其重要的政治关联。他的推理，或至少他的国防专家的推理是，只要这些核武器部署在德国领土，苏联必然投鼠忌器，不摧毁核武器，就不敢冒险进攻中欧。加上要进攻中欧就得发动核攻击，美国必定会加以反击。
然而，如果美国撤回核武器，德国就有可能受到传统武器的攻击。阿登纳不敢确定，一旦德国受到毁灭性打击，美国领袖是否将以发动核战争做反应。因此就柏林问题探索出谈判方案，就代替了继续争辩大西洋同盟的军事策略。
每当麦克米伦或艾森豪威尔两者之一采取任何具体的外交主动，另一方的反应就必然印证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虚荣心，彼此要互别苗头。虽然两人私交甚笃，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为了麦克米伦径赴莫斯科访问，甚为恼火；同年秋天，麦克米伦获悉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到戴维营进行会谈，大大发作一场：
“（艾森豪威尔）总统深陷于‘没有一次高峰会议不是在外交部长会议时即有进展’的结论。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宴客作乐代替讨论磋商。因此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美国做客，也答应将要访问俄罗斯。这些看来挺像奇怪的外交手法。”
怪倒不怪，但是无可避免地，当赫鲁晓夫察觉英国不会与美国各行其是，他就全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下工夫。在赫鲁晓夫看来，麦克米伦把美国劝诱得肯坐下来谈判，作用已毕。以最后分析而言，能决定让赫鲁晓夫得遂心愿与否的唯一交手对象是美国总统。因此，所有主要问题的谈判是由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以及后来由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日内瓦的会谈。可是，美国越是独占了国际对话的机会，越是在若干北约组织盟国之中制造诱因，使得他们追求获致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当苏联对西欧的威胁渐渐消失，对莫斯科的畏惧心理也逐渐消失；大西洋盟国内部意见参差也就较少危险，戴高乐即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鼓励欧洲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
但是，英国愿意奉谁为老大，唯其马首是瞻，却毫无疑问。麦克米伦宁愿追随美国，而不愿追随欧洲，因此他没有理由去鼓励戴高乐的办法，并且他从来不曾追随以任何名目要使欧洲与美国分手的动作。然而；一旦遇上防卫英国重大利益，麦克米伦与戴高乐可就一模一样的坚定不移了。这个情形在所谓“天雷事件” （ Skybolt Affair）中最为明显。
为了延长轰炸机群的寿命，英国决定向美国购买还在研究中的远程、空中发射巡弋导弹“天雷”。1962年秋天，事先没有照会英国，肯尼迪政府便取消天雷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技术难突破，事实上是为了减低对飞机的倚赖，认为飞机没有导弹来得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说也是为了不让英国有自主的核武实力。美国事先未与英国咨商就单方面做此决定，使得英国轰炸机实力迅速过时、老化。法国一再声称别依赖美国，这时似乎得到验证。
然而，天雷事件接下来的发展却证明，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还是有利。麦克米伦此刻发动他耐心培养对美关系时建立起来的大小人脉关系，并且也不太客气地扬言：
“如果利用研发天雷导弹遭遇到困难为理由，迫使英国得不到独立的核实力，其结果的确非常严重，赞成拥有独立核实力的英国人士，以及反对它的人士，都将深刻忌恨此一作法。它冒犯了国家荣誉意识，也势必遭到吾人全力抵制。”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 Nassau）会谈，于12月11日达成协议，修改英、美核合作关系。美国在弥补英国买不到天雷导弹的遗憾，另外售给英国五艘北极星导弹潜水艇和相关导弹，英国即可因此发展自己的核弹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