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容，没有一方肯自杀，统一只有等待一方覆亡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1958~1962年的柏林危机根源在于日内瓦。
到了1955年，距罗斯福去世已有十年之久，欧洲战后的解决总算出现，它不是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谈判，而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谈判解决而冒出来。它却正是罗斯福刻意要避免的结果：两个武装阵营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对峙，在欧洲大量驻军——地地道道的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不过，毋庸讳言，这样的安排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定。德国问题即使未获解决，也算暂时稳住。苏联即使不承认西德，也得接受它的存在；美国对东德的态度亦然。
但是赫鲁晓夫不会听任美国的势力范围繁荣而不滋事。他将在斯大林认为不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域兴风作浪，把美苏竞争的热点跨出欧洲范畴，第一个引爆事件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陷入地缘政治竞争
从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议散布出来的种种和平共处论调，都不能改变基本事实——美、苏这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已陷入地缘政治竞争局面。一方之得普遍会被视为另一方之失。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西欧的势力范围一片兴盛景象，美国亦展示出它愿以武力保卫其势力范围，因而阻止了苏联的冒险行径。但是，欧洲僵持对峙并不代表全世界各地都僵持对峙不动。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议结束仅只两个月，苏联就和埃及做了一大笔军火买卖，以武器向埃及易物，换来当时已供给过剩的棉花——这是把苏联势力伸人中东的大胆行动。赫鲁晓夫伸入埃及争取影响力，事实上等于是以蛙跳动作，跨越美国在苏联周遭建构的防御封锁线，让华府面对必须在此前认为安全位于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地区，迎接苏联挑衅的考验。
斯大林从来不愿在发展中世界押注赌苏联的信用度。他认为这些地区离苏联本土太遥远、太不安定，其领袖太难控制，而且苏联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遥远地区从事冒险行动——当然随着时间演进，苏联军事力量增强，他的态度可能会改变。迟至1947年为止，斯大林当时的亲信顾问安德烈·札达诺夫（ Andrei Zhdanov）依然认为中东地区仍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地区，两者还争着出头当老大。
苏联领袖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率先出售武器给发展中国家会燃烧起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使得以阿冲突更难处理，也会被视为对西方在中东优势的重大挑战。等到尘埃落定之后，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破坏了英国和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美国此后势必独自扛起冷战大旗。
赫鲁晓夫的起手棋招相当谨慎。苏联起先并未介入贩售军火，因为技术上乃是捷克出面卖军火，不过很快这个掩饰也抛弃不用了。不管怎么掩饰，苏联出售军火给中东，踩到了西欧（尤其是英国）的痛处。埃及仅次于印度，代表着大英帝国光荣盛世最重要的遗产。20世纪的苏伊士运河，成为供应石油给西欧的主要通道。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英国国势日颓，它依然以中东霸主自居，它的霸业有两大支柱：一是伊朗，透过英伊合资公司供应石油，一是埃及，它的战略基地价值无与伦比。英国首相艾登1945年推动组成阿拉伯联盟，作为抵抗外力深入中东的政治架构。英国在埃及、伊拉克和伊朗仍驻守大批军队。英国军官葛鲁伯将军（John Glubb）担任约旦阿拉伯兵团司令官。
20世纪50年代，这个世界开始瓦解。在第一代新兴独立国家的喝彩下，伊朗首相摩萨台在1951年把伊朗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下令驻防阿巴丹炼油设施的英国部队撤出。英国已经不再觉得本身实力强大，不需美国支持（美国从头到尾都未伸手支持）即可在这么接近苏联边界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它自认在苏伊士运河之侧仍有军事基地，可作为备用之阵地。
摩萨台的挑战两年后结束，因为美国鼓动一次政变将他推翻。（当时，华府认为秘密行动比军事干预更具合法性。）然而，英国在伊朗的霸主地位再也没有恢复。1952年，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地位也动摇，一群青年军官在中东地区盛行的民族主义、反殖民统治风潮下，推翻了腐败的法鲁克国王；他们的领袖是纳赛尔上校。
纳赛尔个性坚毅，颇具魅力，他诉诸阿拉伯民族主义，崛起成为一个魅力人物。他把1948年阿拉伯国家遭以色列击败，引为奇耻大辱。他把犹太人建国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活动的最高潮。因此他立志把英国、法国逐出中东地区。
纳赛尔的崛起也使得美国和她的北约组织主要盟国之间对殖民主义问题潜伏的歧见浮上台面。早在1951年4月，丘吉尔还担任在野党领袖之时，曾经呼吁在中东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已经不再强大到足可以一己之力，承担一向在地中海地区的政治负担，或甚至在当地的外交主导权上扮演主角。但是美国和英国联手，在法国协助下，我们三国合作将居于最强大的地位，去处理诸如埃及问题和防御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问题等等。”然而，美国在中东地区却不愿扮演她在希腊、土耳其的角色；也不愿承担欧洲政治主宰一切的传承，更不愿与殖民传统扯上关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坚决反对英国在伊朗或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表面理由是认为这一类争端应该由联合国裁决。事实上，他们不愿跟英国的殖民传统扯在一起，认为这将很难自圆其说，而这个顾虑的确有道理。
然而，美国也有自己的幻觉，认为发展中世界的独立运动与美国经验相当，一旦新兴独立国家了解到美国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与欧洲老旧强权迥然不同，就会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这些独立运动领袖，却与美国开国诸贤不同类型，虽然口中亦高唱民主调子，他们却缺乏美国宪法制宪先贤的坚定，后者才是真正虔信制衡的制度。前者大多数以威权作风统治，许多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几乎全都把东西冲突视为良机，可以利用来推翻旧帝国主义制度。因而不论美国人如何刻意与欧洲殖民主义保持距离，美国领袖却大出意料，发觉发展中国家还是把他们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帮手，而不是真心的伙伴。
最后，美国由于遏制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而被扯进中东事务；因为前者需要在每个地区反对苏联扩张，后者则鼓励成立类似北约组织的体制，以抵抗实质或潜在的军事威胁。不过，绝大部分中东国家与美国的战略观念并不一致。她们把莫斯科看做极佳的平衡物，有助于获取西方的让步，而不是对中东独立的威胁。许多新兴独立国家传递出一个印象，即她们若被共产主义占领，对美国的危险远大于她们本身之受害，因此她们并不需要付出代价，换取美国保护。总之，深受民心支持的统治者如纳赛尔，认为与西方站在同一边并无前途。他们要民众认为，他们不仅从民主国家争到独立，也取得行动自由，不再俯首帖耳听命于人。不结盟在他们而言，不但是外交政策的抉择，在国内亦有其需要。
起初，英国和美国都没有充分掌握到纳赛尔所代表的意义。两国的反应作为都出于以下的假设前提：纳赛尔抗拒他们的政策，是因为有某种不满与怨恨，这都可以补救。但是即使还真有一次机会试验这个假设能否成立，也会因为民主国家各有不同前提而破坏掉。英国想要诱导纳赛尔接受她历史性的主宰权，至于美国则想诱使纳赛尔参加她的遏制大战略。苏联洞察到这是反制“帝国主义包围”的良机，可以借供应武器争取到新盟友，又不必像在东欧那样，还得承担起她们国内治理的责任。纳赛尔聪明地利用这一切动机，让每一个竞争者相互对抗。
苏联军火注入动荡的中东之后，加速了东西竞逐争胜的程序，英国和美国最上乘的回应应该是孤立纳赛尔，直到情势证明苏联军火无助于他获致目标，届时如果纳赛尔放弃与苏联交结，甚至更妙的是他被比较温和的领袖取代，再发动大方的外交主动。这正就是二十年之后，美国对萨达特的策略，可是，1955年民主国家反其道而行；他们尽力迎合纳赛尔的需索，企图笼络他。
就像沙漠的海市蜃楼幻象，西方国家的算盘一旦试图去推行，立刻烟消云散。英国发觉，不管它如何以糖衣包装英国在中东地区驻军的做法，都不能吻合当地政府的胃口。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与英国同流，争取让纳赛尔肯与美国结成伙伴，加入全球反苏战略，这个政策可谓形同老年痴呆症，它也从未付诸实现。纳赛尔没有任何可以信服的诱因，去放弃和苏联交好。他的诱因反倒是反其道而行最划算，他刻意向苏联或激进的中立国家（最好是同时对两者）接近，以便自美国获得利益。华府越是刻意拉拢纳赛尔，这位智谋深算的埃及人越是倾向苏联，因而升高了赌注，寻求自美国多汲取一切利益。
苏联在和不结盟国家集团打交道时，也有她的苦头。苏联渗透进人中东的早期阶段，样样都获致收益。莫斯科只花了微不足道的代价，就把民主国家逼得落入守势。她们的内部冲突升高了，同时苏联在过去视为西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实力亦告巩固。不过，随着时间进展，苏联的中东朋友把苏联拉扯进与苏联收获不相称的危机中，每当苏联企图以本身国家利益衡量应否介入这些风险时，就会造成新朋友的不痛快和耻笑。这又使得西方国家的外交可以展示暴露苏联没有办法餍足其新朋友的目标——萨达特自1972年起就开始与苏联疏远，是一个高潮点。
英国首先被迫放弃她对中东的幻想。她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军事基地，是英帝国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约有8万名驻军。可是，英国在埃及反对、美国又不支持之情况下，无法在运河区维持庞大驻军。1954年，英国在美国施压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