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监禁的人每人至少已服满了刑期的1/4。
当审视罗比·里布兰特、赫尔姆、皮尔纳、斯道斯和其他一些人的案例时，我们要求获释的呼吁就更强烈了。里布兰特是一个南非联邦的公民，在德国和南非联邦作战期间从德国来到南非，随即致力于成立一个半军事化的地下组织来推翻政府，把南非建成纳粹德国的翻版。他被以严重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赫尔姆、皮尔纳、斯道斯也由于严重叛国罪被捕入狱，据称他们在南非联邦及其盟军作战期间和敌人合作。然而，现政府刚刚上台就释放了上述诸人和其他一些被控叛国和从事破坏活动的囚犯，尽管这些人是由于被许多南非人视为背叛国家的案情而被捕的。相比之下我们提醒注意，我们的活动自始至终由最高尚的理想所激励，这个理想就是人们可以在人民进行正义斗争时贡献力量，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将自身从一个以非正义和不平等为基础的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我们还希望提醒你，在1966年，你的前任释放了斯巴克·德凯勒、斯坦芬尼·肯普、阿兰·布鲁克斯和托尼·图。这些人起初被控和爱德华·约瑟夫·丹尼保斯（他的名字也列在附表上）合伙进破坏活动。（肯普、布鲁克斯和图在另一项指控中服罪，审判单独进行）。而丹尼尔斯和德·凯勒被重点指控，并干1964年11月17日被判有罪。分别判处15年和10年监禁。肯普、布鲁克斯和图在另一项指控中被定罪，分别判处5年、4年和4年监禁。我们了解到德·凯勒在仅仅服完他10年刑期中的大约两年或更少后即获释放，而肯普、布鲁克斯和图也在刑满之前获释。
我们没有一点抱怨那些有幸获释、脱离了艰苦的铁窗生活的人之意，并很高兴地知道他们已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们提到他们的案子仅仅是为了表明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并强调政府应该使政策保持连续性，给予其公民以同等的对待。
我们的案子和德·威特、里布兰特的案子有一点重要的差别。他们在叛乱平息和德国投降后立即获释，而这时他们已无法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可能有人会争辨说，我们的革命计划是针对未来的，出于安全考虑需要给予我们不同于前述情况的对待。此外，对我们的判决没有改变，我们的梦想也依然和被捕前一样。这些似乎都表明我们的案子和以前的情况并不相同。但是，我们相信你不会试图如此考虑问题，因为这种说法中暗含一些险恶的东西。这些东西意味着如果现在出于安全考虑要求我们待在监狱里，那么如果将来情况没有变化或变得更糟的话，我们即使服完刑期也不能出狱。而最明显的事实则为：今天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种族斗争及冲突正是由于目光短浅的政策和政府所犯的罪行而引发的。
唯一能够避免灾祸的方法不是将无辜者关入牢狱，而是放弃你们那些引人愤怒的行为，寻求理智和开明的政策。是否会有不幸的抗争和流血事件出现完全取决于政府。对我们愿望的持续压制和对强制性法律的依赖将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多地推向暴力的一边。无论你我都无法预测国家在这场斗争中将付出的代价，而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释放我们，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来探讨一个易于接受的出路。
我们主要的要求是：释放我们，在做出此决定之前按照对待政治犯的标准对待我们。这是指我们应得到良好的食物和适宜的衣着、床和床垫、报纸、收音机、电影放映机和与我们国内国外的家庭成员更多的接触。
按政治犯的标准对待我们意味着获得各种未被禁止的读物的自由和写作出版物的自由。我们期望得到工作的选择权，以便参与我们喜爱的工作，学习我们想学的手艺。在此我们希望提醒你，这些权利曾经被给予1914年的叛乱者和里布兰特及其同案犯，这些人都是被作为政治犯对待的。
监狱当局试图这样答复我们要求按照政治犯标准对待的要求：他们说我们被法庭判决违犯了国家法律，就像其他刑事犯一样，因此不能将我们按政治犯对待。
这是错误的论证，和事实完全相反。按这种观点，德·威特、肯普、马里兹、里布兰特和其他人一样是普通犯人，叛国、破坏活动和参加非法组织在那时和现在一样是刑事犯罪。那么为什么对他们区别对待？在我们看来我们和他们的情况之间唯一的差别是肤色不同。
白人之间在某一具体问题上也出现过严重的意见分歧，那些在这种分歧所引起的竞争中失败的人最终身陷囹圄。但在其他问题，尤其是关于种族的首要问题方面，胜利者和失败者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冲突一经解决，政府就有可能采取和解的态度，给予囚犯各种便利。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这一次的挑战主要不是由白人，而是由那些几乎不同意政府的任何行为的黑人政治家引起。我们事业的胜利将意味着白人统治的终结。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监狱看做一种惩罚报复而非教育改造的机构，不准备让我们将来获释后能过上体面和勤奋的生活，在社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是惩罚和折磨我们，使我们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对我们疾呼反对种族专制的处置。这才是我们在狱中受到虐待的真正答案。我们在过去的五年中不停地挥锹抡镐，吃很差的食物，得不到必要的文化材料，被与监牢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这说明了为什么那些通常其他囚犯包括杀人、强奸和有欺骗行为的囚犯都能享有的权利却没有被给予政治犯。
我们不因被判刑而悔恨。普通犯人在进入监狱时被编入C组，而政治犯则被编入D组，这是享受权益最少的一组。那些终于进入A组的政治犯也无法享有同组其他犯人所通常享有的权益。我们被迫用锄、镐干活，不许看报纸、听收音机、放电影、接触访问，甚至日用杂物都很少得到。
正如在本信第二段所指出的那样，我这个要求是代表被关押在本岛和其他监狱中的所有盟友提出的。我相信他们能无一例外地在政府可能做出的让步中分享好处。
1959年的《监狱法案》给予了你改善我们处境的权力。此法案条文规定你有权在我们宣誓后释放我们或给予我们缓刑。德·威特和其他一些人正是按照第一种方法获释的。作为结论，我证实我们在本岛的岁月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几乎我们中的所有人都以各种方式体会到了有色人种囚犯所面对的艰难困苦。这些艰难困苦有时是政府对我们的问题漠不关心的结果，有时则是赤裸裸地迫害造成的。但是事情已有所改善，我们希望今后还将继续好转。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相信当你考虑我们的要求时，你能记住激励我们的理想，记住构成和指导我们行动的信念。这种理想和信念是解决我国问题的唯一方法，他们和人类大家庭开明的概念是一致的。
你诚挚的
（签名）纳·曼德拉
监狱特派员斯坦恩将军也感受到了来自纳尔逊的压力。起初监狱特派员为给予狱方在罗本岛建立恐怖高压统治的自由，采取了尽可能远离监狱的方法。作为犯人代言人的曼德拉，同其他人一致谴责特派员的这种长期远离罗本岛的策略。
作为回答，特派员总是谎称他忙于事务，时间紧迫，并以此作为他从不到罗本岛的借口。为了在斗争中反守为攻，与残暴统治保持一致，斯坦恩将军屡次警告纳尔逊停止代表其他犯人的活动。应由每个犯人提出自己的不满之处，不应窃居发言人的地位，“纳尔逊，你是个囚犯！”但他的命令并未得到理睬。
在和特派员的联系过程中，曼德拉公然对抗，继续描述大众的状况。监狱中的其他囚犯决心每人都履行这样一个职责，即抓住每个机会发泄私人怨恨，以表明在周末只有一个看守记录囚犯的不满是不合适的。很快，用有限的几个看守人员来记录一千多名犯人中每一位的抱怨明显地不可能了。
官僚们总是很含糊地采取从先前严格的规定中退出来的策略。因而，每个囚犯，甚至在关于公众不满方面，要做自己的发言人的规则在实际中被取消了。囚犯们委托某个人或来自各个牢区的个人小组表达他们的不满。而被委托者并未因履行发言人的角色而受到阻止或惩戒。这种方式成为传统，取代了先前错误的正式法律。
因而，反对监狱当局“囚犯应当各顾各”政策的胜利属于狱中全体囚犯的合作努力。而这个策略的原订目标是使囚犯更易和当局接近，孤立那些捣蛋者，辨认出易说服的人并雇用他们来分化囚犯以破坏他们的士气。
这种企图失败了，归功于监狱全体的努力。而且，曼德拉因为此次运动的胜利取得了特殊的地位。
在当局明显地接受了选派代表作为代言人的方案后，纳尔逊第一个支持推举其他狱友而不是自己参与代表小组。当遇到很重要的和很有分量的问题时，特别是当有高级官员或外来人来访时，纳尔逊总是单独或者和其他同狱犯人一起被推举为代表。通常，外界参观者都要求会见纳尔逊。
曼德拉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他自信，讲究实际，有决断力和说服力。他做为囚犯代表的工作并不总是立刻产生效果，但他们最后总是能产生影响。“他是激励我们实现改善条件这一目标的精神动力。”
曼德拉同时也是个处理监狱管理工作的精明决策者。他决心弄清每一个被新任命到罗本岛监狱的主要官员。只要有一个新的官员来到，他便会和此人见面，在这种会见中他会对此人有所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概括出囚犯心中的不满是他的职责，并且会使新任长官了解前任长官未完成的对囚犯有利的项目。
一个“罗本岛人”回忆说：据我所知，巴登赫斯特上校，又名“吵闹小子”是唯一一个拒绝和曼德拉会见的人。后来有人透露说，“吵闹小子”是来执行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使我们这个“纪律涣散”的牢区“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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