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四十万件的收藏品中，我最想偷的就只有一件汝窑。它的漂亮你是很难形容的，这次展出了，很多朋友在现场看到，后来打电话跟我说，真的是想偷。它很奇特，我们讲美术史讲过“雨过天青”，徽宗朝出现了这个瓷器，这是一只温酒的莲花碗，里面放热水然后用来烫酒的，它上面有一点点的裂纹，可是它跟我们讲的青瓷，青色釉是不一样的，宋徽宗认为不应该用青来形容它，因为它里面有淡淡的绿，淡淡的蓝，还有淡淡的紫和淡淡的粉红，这个是你拍照片怎么拍也拍不出来的，可是在现场你会很明显地发现，只要光线发生一点点的折射，釉料就反射出不同的光，可是那个光又是很收敛的，完全不外露、不炫耀的光。所以宋徽宗才会称它为“雨过天青”，好像下过雨了以后，天的那个颜色。
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只有六十件到七十件的汝窑，有二十件在台北故宫，它大概是全世界拍卖市场里面价格最高的东西，可是在造型上非常素朴，非常简单，几乎没有任何华丽夸张的部分。像水仙盆，它就是拿来养水仙的一个花盆而已，简单的一个椭圆形，底下一个座子，大概铺一点沙或石头，然后养水仙。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文化的惊人，是它这么甘于素朴。我们今天在做花器，很少人敢这么简单。可是花器不简单，其实花是无法被衬托出来的。
这些是当时在皇宫，宋徽宗用的瓷器，它可以这么简单，很少看到一个帝王的文化这么朴素、这么淡雅的感觉。所以我想这里面有特别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某种文化品质，希望大家通过这个部分来了解一下我们讲的北宋词、南宋词，它们跟整个文化背后的文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定窑是产于今天的河北曲阳县，也就是过去的定州这个地方的，它是白瓷系统。定窑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烧制的时候，比如是一个碗，它是盖着烧的，因为盖过来烧，所以烧完了以后这个碗的边缘就没有釉了，会有一点割手。所以它就会用黄金或者用铜来包这个边，叫做包口。定窑大都有包这个边，皇宫里面用的通常都是黄金，用黄金来包这个瓷碗的边。它里面会画花的图案，就是在土没有干的时候，用竹刀在上面刻花，然后釉料上去以后，它只有一点点浮雕性的感觉。定窑很漂亮，定窑的白常常分出不同的层次。
我们一再讲到在宋代的文学里，感觉到它越来越追求细腻性，那个细腻性也就是说它会定出很多层次出来。过去很粗糙地说这叫白瓷，可是现在认为“白”是不够的，白还有很多不同的白。我想大家可以从中感觉到宋代美的精神，如果它不是一个瓷器，而是一个文学作品，它们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都是一种简练，一种淡雅，一种不夸张的情绪，都非常含蓄。
有的定窑的釉已经有一点像玉了，那个光润性都出来了。这些就是文人当时生活里在用的，可是生活里的东西影响了整个一代的美学气质。美可以这么单纯，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美都是刻意做出来的，可是它完全回到了最简单的状态。
钧窑大概是宋瓷里面唯一色彩比较艳的，它在窑里烧了以后，生发出一点一点的紫斑出来，很像紫丁香的花，所以被称为丁香紫釉。
还有刚才跟大家讲的哥窑，哥窑就是在追求这种裂纹的开片，最后它还可以上釉，烧完有裂纹以后，再上釉烧一次，所以让那个裂纹变成了一种美学。各位有没有发现后来在中国建筑物里面，比如做窗户就做出这种感觉。用很多很多分割的方法做出这种空间，其实是把破裂变成美学，把本来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如果用一个比较宽容的心境去看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丑，没有所谓的破，也没有所谓的败笔的败。破、败、丑都可以变成美，这都是心念上怎么转的问题。
我们看下面的建阳窑，黑色的釉料，是在福建做出来的。它在烧制的时候常常把一片枯叶放上去，就有一个釉料的痕迹出现。这是他们喝茶时用的。日本现在最贵的“曜变”“天目盏”，就是这种建阳窑里面烧的。我们可以感觉到宋代的文人，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在一起喝茶，然后猜诗，书里面的哪一卷记录什么，就是拿这样的碗，而这样的碗里面当然是一种文化的气质，也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追求的东西，也可以是这么的朴素。
还有用玉雕出来的“荷叶洗”，一片荷叶，一个梗，文人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物。所以我想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读到的词，是在这些背景里面完成的，文人家里用来写字的小饰品，用来写字的毛笔、砚台、一切东西，它们其实都是一个文化上的水准，然后共同去把文学的东西完成。
第九讲 辛弃疾、姜夔
辛弃疾与姜夔——南宋时代的两面
在最后的部分，我们把辛弃疾跟姜夔（姜白石）放在一起，作为对南宋词介绍的结束。其实这两家在整个风格上最不同。我们刚才提到在南宋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主题就是国破家亡，面对国破家亡大家有一个正统的文化反应，就是文学艺术的创作都必须去反应，于是就会发展出辛弃疾这一类的作品，以国破家亡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主题，他们的快乐跟不快乐大概也都寄托在这件事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明显地看到，因为这样一个主题变成大家不能抗拒的时候，有一类艺术创作者反而躲到了另一个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被接受的，甚至今天我们也还是会觉得，南宋时期抗金的文学才是正统的东西，像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作品，才是正统的、受到尊重和提倡的东西。
可是我想，也许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持平的看法，去看待姜夔这一类的文学家。不仅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创造为宋词提供了新的视野，而且还在于他在战争过后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新的内容——毕竟人不是只为战争活着。我这一次挑选出来的作品，两方面的都有。大家可以看到辛弃疾，很明显他一直有一个北伐的意愿，一直到老，一直到死，都把它作为生命最高的、激昂的表现。可是姜夔在走过同样的都市，比如扬州的时候，他感觉到的东西可能是月光、荷花。当然现在很为难的是，你如果是在一个亡国的情绪里面，你应该看不到月光、看不到荷花。其实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在文学或艺术的创作上，受到时局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看待时局的方法会有所不同，有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把辛弃疾跟姜夔放在一起来看南宋，我的希望是能得到一个两面的看法，我觉得这样也是对我自己的平衡，因为我跟很多朋友也提到说，在大学时代我几乎没有办法喜欢姜白石，那个时候辛弃疾的句子常常会在我脑海里跑出来，那种“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你会觉得有一种豪迈、壮阔的感觉，总觉得好像姜白石有一点太纤弱。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可能跟我自己在读中学到大学的时间离当时的文化政策很近有关，不太敢去欣赏柔弱性的东西。那么今天到底应该用什么角度去看所谓南渡以后的文化，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实我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本身也可能处在一个南渡文化影响我们的状态里面。南宋的南渡、东晋的南渡都称为南渡的文化，南渡文化在整个文化史里面有它很特殊的现象，当我们把南宋词的两个极端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想不替大家做任何的判断，你可以喜欢辛弃疾，或喜欢姜白石，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文化史的阅读上我们不能偏废，两部分都要照顾到。
评价历史人物的窠臼
先看辛弃疾。大家了解辛弃疾一生都与政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一直在做官，而且做得不错，他也可以说是南宋朝廷里面主战派的代表。这里又牵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说南宋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主战派当然很明显就是岳飞，主和派是秦桧。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主战派是忠臣，主和派是奸臣，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了。我们几乎不敢去探讨秦桧等主和派在南宋是不是也发生了影响力。我大概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看到岳飞庙前面跪着的秦桧夫妇，每一个人过去还要吐他一口痰的。这里其实你会发现很有趣，文化已经很明显地把历史当中的人分成好人与坏人，而且大众是没有选择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没有思考的余地，你也不必思考，你接受就行了。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秦桧也有他的历史意义，你就完了，那个痰就对着你来了。我一直觉得历史教育里非常重要的是要提倡思考，所以我现在会特别谨慎，作为一个教育者，你大概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提供更多的东西让对方了解，使他的选择更多一点。对方的选择越少，其实你的武断性越高，即使你觉得我是为你好，我给你最好的。好的文化与历史教育应该是说，我不喜欢某些东西，可是我要让你知道。我一直觉得自己这些年之所以有一些成长，大概就在于自己对过去的偏见重新做了思考。我希望我们在谈文化史的时候，能够跳开在我们身上发生非常大影响力的观念，当然这些观念你想拿都不见得拿得掉的，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你要去抗拒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它在文化史的评判上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刚才提过辛弃疾一直是朝廷里的主战派，所以他的文学一定也是在他的政治观点里面发展出来的，他所有的文学都处于一种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状况。事实上辛弃疾并没有成功，他并没有北伐中原，没有完成他的志愿。可是他在文学的世界当中不断以这个作为动力，发展出了非常动人的力量。所以文学其实很有趣，它大概是对现实世界中受伤的一种慰藉。我们假设，如果当时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