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宋词- 第31部分

　　　　我们现在是在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字的美学，其实有一点避开了音乐的美学，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诗和词的音乐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后讲元曲的时候，会用到很多影像，元曲今天我们都还可以听得到，《窦娥冤》、《单刀赴会》，现在都有最好的戏剧表演者可以唱。我要说的是，元曲的剧本就不是看的，它是演出的剧本，它是直接可以唱，可以演出的。元曲中保留了音乐性和文学性很强的结合，你才会知道我们在阅读时，有时候不知道什么“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一个唱腔，它在舞台上有动作来配合这个部分，但是阅读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很无聊的句子。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了解到，对于两宋词的评价，有一个文学性和音乐性的争议问题。

　　　　文学性上苏轼是胜利者

　　　　如果从文学性上来讲，赢的一定是苏轼。李清照批评苏轼说“不协音律”，可是所谓的不协音律，是因为苏东坡根本没有想到他以音乐来传世，他想到的是以文学来传世，所以他创作的东西是阅读性的。或者我们反过来讲，苏轼使得词的文学脱离了音乐的束缚。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看你怎么去看待词这件事情。

　　　　周邦彦和李清照在北宋的末期非常执著于词必须回到词的本身，李清照甚至认为如果词写得像诗是不对的，因为词本身有词的规格，词就是要跟音乐有一个复杂的配置关系。

　　　　李清照大概是最早对有关词的理论提出很多观点的，我觉得以古代的那个社会，一个女性可以洋洋洒洒把前面几位重要的男性词家全部批判了，这很不容易。

　　　　李清照是个性上非常独立的女性，她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判断力。可我要说的是，我对她的观点有一部分赞成是在音乐性上，如果在文学性上我并不赞成，因为我很欣赏苏轼能够把词从文学性里面释放出来，能够摆脱掉音乐性的牵扯。

　　　　其实我想大家可以通过五四前后，所谓的现代诗或者新诗来做比较，它也有类似的问题。今天所谓的新诗、现代诗，绝对是阅读性的，它跟音乐性的关系几乎完全脱离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听觉性的部分被拿掉以后，它会产生另外一个效果。

　　　　如果我今天要把我的诗念给你听，不要你看，我就必须在念的当中传达一定的情感、情绪。但是如果这个念的过程有很大的阻碍，你听不懂，它就失去了被念的意义，不过这不妨碍它具备阅读性。

　　　　我们看到有一些诗人是很讲究视觉性的，台湾早辈的一些诗人像林亨泰、白萩他们做过很多视觉诗的实验——

　　　　丝杉

　　　　在

　　　　地

　　　　平

　　　　线

　　　　上

　　　　一株丝杉

　　　　我们今天念“丝杉在地平线上”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可它从竖排到横排，会产生视觉性。因为汉字可以排列，所以有人提出所谓“图像诗”的概念。我们就看到诗词的创作，它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大。

　　　　可是我刚才提到，如果我今天要朗诵，我就要确定我的“念”在听觉上产生一定意义，它还是在广义上有音乐性，这个广义的音乐性不一定是词的平仄或者入声、上声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在咬字的过程当中，会让这个音韵产生一定的跌宕，或者产生一定的传达性。如果不能够传达，它大概就发生了问题。所以我想对于诗的视觉性和听觉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北宋词和南宋词之间做一个考量。

　　　　文学的形式有时代性

　　　　总之，经过周邦彦和李清照的努力，词被定位成为文学上的一个特定范畴。这个特定的范畴，是说它跟诗是不同的，不能混淆。我们今天说苏东坡的词极好，可是苏东坡的诗好不好，可能是另外一件事，因为诗是另外一种体裁。好像我们现在谈论到的句子，苏东坡最好的句子常常是词，而不一定是他的诗，可是苏东坡其实写了很多诗。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提问，北宋、南宋有没有人在写诗？当然有，而且写诗的人不比写词的人少。可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在北宋和南宋，词变成主流，诗不再是主流，诗在唐代是主流。有点像元代，曲变成了主流，可是元代也有很多人写词，但词已经不是主流了。

　　　　所以文学有它自己的时代性，也就是在某个时代里面它特别擅长以某种形式来表达。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把李清照和周邦彦特别提出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重要，是他们对于整个北宋词的整理，然后把北宋的词提炼成为一种形式。这里希望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刚刚萌芽的时候，形式是不稳定的，还没有固定。在五代到北宋初年的时候，词是在它的摸索阶段，可是常常这个时候它的创造力是最大的，我的意思是说它常常是有感而发，但是由于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形式，作者试图要把他的情感放进这个形式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和尴尬，而这个矛盾和尴尬也就是李清照同周邦彦讲的“不协音律”。

　　　　我想还是用苏轼的作品举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它是口语化的，我们念起来琅琅上口，你觉得它没有特别雕琢，可是到李清照和周邦彦的时候，因为他们太讲究字和音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形式已经完美化了，而形式一旦完美化了以后，我们假设所有写词的人，在十几岁刚刚开始要练习写词，他就读到了李清照批评苏轼的文字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很在意：我不可以像苏轼那样不协音律，他就会先入为主，就会让形式超过了内容。

　　　　我今天早上起来自己在那边磨墨，准备要写一首诗，可是心里面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又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写诗，因为笔墨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因为形式准备好了，所以我要把文字放进去，这个时候它的意义在于雕琢形式。我并没有认为雕琢形式不好，在文学史上有些时代是为了雕琢形式存在的。到北宋一百多年的承平以后，其实没有太大的事件发生，所以你会发现秦观在写“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比起北宋初年的词来说，已经没有大事件发生了。什么叫做“大事件”？苏轼的下放，他的坐牢、被贬官、政治上的失意，或者更明显的像李后主的亡国，我们叫做大事件，大事件常常是创作里最重要的动力。当然这里面的矛盾在于，我不能为了写几首词去亡一次国，没有人会这样创作。可是这个在文学史上，是一种天意——你没有办法写出像李后主的《虞美人》这么动人的作品。

　　　　形式上的完美主义者

　　　　我想这也说明在北宋后期，大概在徽宗朝前后的时候，的确是承平太久，因而在文化的创作力上，它激发不出原创的、巨大的力量，它常常会变成在形式上讲究完美。因此，拿周邦彦或者李清照去比较苏轼这些人，其实是不公平的。当然李清照有她的特质，这个特质是我们必须提到的，第一她是女性，在封建历史当中，能够这么自信地以女性的美学建立起她的文学观的，毕竟还是一人而已，这一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很多人把她和前面的蔡文姬比较，我觉得基本上不同，蔡文姬是因为发生了事件才有了《胡笳十八拍》，她的作品是事件性的。可是李清照的确是在整个文学的锤炼上，根基太好了。以词的专业来讲，她是一个大家。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李清照是跨了南北宋的，所以她的作品还是表现了时代的动荡，还是有事件性的。

　　　　今天我特别给大家推荐一篇很重要的文字，不是词，是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这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文章，是叙述她嫁到赵明诚家前后的经历。她是中国古代女性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位，因为她的丈夫是她的爱人——丈夫常常不见得是爱人，可是她这个丈夫是爱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在文学上，他们可以讨论问题。当然从文章里面我们看到李清照的家里面给了她很好的教育，文学上的教育，过去的女性大概没有这么好的条件。这篇文章是她在亡国之后，北宋南渡之后，对她这一生跟赵明诚共同生活的回忆。他们怎么样把衣服当掉去一点点地买书，因为爱书，然后慢慢收藏了很多重要的古书、文物。后来在逃难当中，赵明诚死了，她自己带着这些东西往南逃。所以通过这篇文章我们看到李清照也碰到了事件性。

　　　　周邦彦的作品就更没有事件性了，在词家当中，周邦彦的确是一个形式完美者。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艺术形式上的完美者，往往不会在大众里面有很重要的分量，他通常只会在专业范围内被讨论。对于大众来讲，我看一张画，读一首诗，我是不希望知道那么多理论的，我要知道了理论才会觉得这首词很好，或这张画很好，毕竟有一点累。苏轼的文学是从来不需要理论解释的，不需要读完一篇论文你才知道《念奴娇》这么好。你一读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会被他的文字感动了，所以形式主义者永远比不上内容主义者。可是我刚才也提过，内容主义者不是自己刻意而求的——刻意去求亡国，刻意去求坐牢，没有这种事情，那是生命在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刻，知道自己此时应该以文学或者艺术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生命状态。

　　　　介绍了三位跨在北宋和南宋之间的词人之后，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对南宋词的介绍了。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南宋词的一个代表人物——姜夔，你会感觉到他在形式上极度完美，他可以把一个文字雕琢到有点像是在雕一个精致的玉器的感觉，给人以晶莹剔透的那种美感。可是对于大众来讲，要进入姜夔的世界非常难，什么叫做“冷香飞上诗句”，你到台湾的六合夜市去讲给人家听，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听得懂，因为那个东西太精致了。他在追求一种感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