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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记得宋真宗时还有所谓的“澶渊之盟”，还打过仗，签订了“澶渊之盟”。你看到他已经打胜仗了，也是宋朝难得的一次胜仗，可是胜仗之后他并不要求延续战争，而是签订了“澶渊之盟”，那么“澶渊之盟”也就建立了宋代以后谈判的一个方向，就是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相处，而不是继续战争。我想这种情况的形成也是由于宋朝非常特殊的背景，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太祖本身是军人出身有关。因为军人出身，所以他太懂得军人是双面刃，你可以用他杀别人，也可能被他杀了。所以宋太祖非常害怕，防范军权在历史上没有这么严的，这样的结果是，宋朝的军人地位很低，让文人去领导军权，给文人很高的位置。
最上轨道的科举制度
我们看到在唐朝的时候，像李白这种人基本上还没有“科举人”的身份，也没有正统的资历，李白是因为诗写得好被赐为翰林学士的，所以他有一点属于皇室御用文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我觉得宋代是所有朝代里科举制度最上轨道的，我这样讲也包括今天在内。我觉得一个朝代可以把一个时代的精英都考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洵这些人，全部是科举出来的。
一代精英全部被考试选拔出来，说明这个考试制度非常了不起。它有一个很严格的系统，而这个系统里面都是由非常好的文人来主管，比如苏轼考试那一年主考官就是欧阳修，他们的品格之高、品位之高，形成了历史上最高的文人风范，这一点使得在文人政治的背后产生了一种个人的从容。我现在讲到“从容”两个字，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的文人可以在政治上没有恐惧感，没有这么强的恐惧感，可是宋朝的文人有很大的自信和安全感。你看苏轼可以把一个一个皇帝气到简直要杀他，可是又不能杀。为什么不能杀，因为所有宋朝继位的皇帝都必须跪读宋太祖的遗诏，那遗诏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杀士大夫”，这是宋朝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是祖宗家法。你再怎么生气，你可以把他降职、流放，但你不能杀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文人其实有一个被充分尊重的地位。而且在上朝的时候，我们叫“坐而论道”，就是大臣都是坐着跟皇帝谈话。在元朝以后，你看不到这个画面了，都是跪在那里，而且离得非常远。
所以在这种环境里我们看到，宋朝出现了这个文化当中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这当然是因为知识分子本身的人格得到了高度的尊重，这一点甚至近代都未必做得到，文人有时候会在政治里被利用一下，可是未必真正能够变成对于国家政策，对于各方面进步最重要的决策者。像王安石跟苏轼、跟司马光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争论，形成党争，可是政权本身不插手，不会用调查局或者什么情报单位去搞，去让他们中间产生斗争。他们上朝意见不和，下来还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苏东坡常常在一起写诗，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时候你是新党，我是旧党，清清楚楚。我想这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有的开明的状况，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会帮助我们体会北宋词的一种从容。
宋代皇帝有非常强的文人气质
我觉得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常常是处在一种战战兢兢的状况中，卑微可怜，没有几个知识分子站在政权前面是坦荡荡的，只有两种状况，一种是卑微，一种是悲壮。能够像宋朝知识分子有那么坦荡的情怀，我想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由于宋代继承了后蜀和南唐文人政治的一个基础，比如李后主就非常像文人。
如果说哪个朝代的皇帝有非常强的文人气质，大概也就是宋朝，从真宗、仁宗之后，到神宗、徽宗，其实都像文人。那一年把徽宗的像借到法国去展的时候，整个香榭丽舍大道两侧挂满了穿红衣服坐在位子上的宋徽宗像。法国人都迷死了，说你们的皇帝真是帅哥。宋徽宗的相貌之清癯，文人气质之优雅，的确让我们感觉到他不像一个帝王。如果大家去台北故宫，我特别希望你比较一下宋太祖跟宋徽宗，那个宋太祖真的就是屠夫一样的，脸黑黑的、壮壮的；但是到宋徽宗的时候就非常文人了。当然我们会觉得皇帝应该很霸气或者霸道，可是为什么皇帝就一定要霸气、霸道呢？从皇室教育来讲，宋代的皇帝都写得一手好字，作得一首好诗，画得一幅好画。这是皇室教育的成功，而皇室教育的成功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批文人，都扮演了皇帝老师的角色。朱熹就做过皇帝的老师，这些人做皇帝老师的时候，他会把文人的经验传递给皇帝，使得这些皇室教育当中产生了一批可以讲道理的皇帝，可以真正谈文化的皇帝。
我想正是这些背景构成了宋代的词和文学的发展基础。所以我特别希望当大家在读到欧阳修、范仲淹这些人的词时，不要忘记他们都是类似于像我们今天的一个省长，或者是一个边防司令的身份，可是他们会写出这么优美的词出来。他们表达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时，不会觉得羞怯。今天在官场里面，我们的官员未必敢流露这个部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男性担当特殊角色的社会结构当中，他可以流露出“日日花前常病酒”的情感，那么我们大概就要思考这个文化是很特殊的。今天如果有个学者忽然给你写“日日花前常病酒”，你恐怕会被吓死了。
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对比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是这些人其实是政治人物，不是文人。范仲淹绝对不应该只是放在文人的位置上去看待，他绝对是一个政治人物。可是他在词的世界当中，也疏解了他柔软的部分。我觉得这些部分是比较“完全”的，因为人其实有一部分是社会性的，有一部分是非常私密的，那个私密的、属于个人私情的部分，当它被满足的时候，他就圆满了。所以你常常会觉得宋代的诗词，跟它同时期的策论文章有很大不同。你如果拿王安石、苏东坡的策论（策论就是上朝写的评论国家政治的文章），跟他的词对比，你会吓一跳，以为是两个精神分裂的人。苏东坡考试时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谈司法制度的，他跟宋神宗、王安石辩论新法得失的时候，他的策论写得洋洋洒洒，绝对是最好的政论文章。可是当他写到“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这些文字的时候，你忽然感觉那种柔软跟妩媚的东西跑出来了。所以他们身上是有两部分的，他们也很了解有必要做一个完美的理学信仰者，所谓“完美的理学”是儒释道的一种最好的调配关系。
因此宋代是一个最懂得谈判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最懂得融合的时代。所谓融合，意思是说过去总是要分你是佛家，他是道家，我是儒家。像杜甫是儒家，所以是诗圣，李白比较接近老庄，所以是诗仙，而王维是比较接近佛教的，所以叫诗佛，就是这样的划分。可是到宋朝的时候，就觉得何必那么笨呢，为什么不可以儒释道三家都在你身上呢？所以就有了“居士”，居士是说在家里面什么都可以修行。所以他们身上有一种豁达，可以在上朝的时候扮演一个儒家的角色，下朝的时候，你看到苏东坡和佛印和尚的关系，完全变成佛教禅宗，他可以无入而不自得。
我觉得这是一种成熟，也是一种智慧，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身体里有很多个“我”，可是你决定哪一个是真正的我的时候，对其他的“我”，你就开始排斥了，然后自己跟自己打仗，纠缠不清，我们叫做分裂。可是分裂其实是和解的开始，也是圆融的开始。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A”、跟你的“B”、你的“C”，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话的时候，那大概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
我最喜欢的知识分子都在北宋
我常常觉得在宋代的文学里，我非常喜欢的是他们自己可以转换角色，转来转去一点都不冲突，所有的分裂忽然都和解了。词对他们来讲本来就是一个玩赏的东西，是游戏之物，上班没有人写词的，都是下了班去找一些歌妓唱歌，这时你还要说那么正经八百的东西，实在大可不必，这个时候他就会释放出另外一个我来。我们以后看到宋徽宗会觉得比较麻烦，就是宋徽宗可能文人的部分越来越多了，每天都在那边写词，忘掉皇帝的角色了。这当然也是另外一种麻烦，因为他在那个职位上。可是大概在北宋开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人格。
我最喜欢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在北宋，南宋有点不行。欧阳修、王安石这些人，都可以进退不失据，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对人格的完美要求，他们做官不是为谁做的，是因为自己的理想，所以他们非常清楚做官与不做官之间的分寸。苏东坡不会因为说被下放了，就不做事了，因为你要做的事情更多，你有更多的机会去跟人接触。我们提到说他贬到岭南，他会觉得荔枝很好吃，那荔枝很好吃对于一个做官的人也很重要，它意味着人活着不全都是政治的内容，有一天你不能够从事政治的时候，你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告诉人家荔枝多好吃。苏东坡以前很少与人谈到荔枝，因为这是南方水果，因此他很好奇地写起荔枝来。
这些我觉得是宋朝最可爱的部分，它不像唐朝，唐朝一切东西都是要大，而它可以小。小不见得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他可以很愉快地去写生命里小小的一个事件，一点小小的经验，这个部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