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孩子才会发展出完整的独立人格。
自我成长
徐博士说，很多父母是在按照自己的理想自我塑造孩子，但如果自己的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相差太远的话，孩子长大以后，就容易出现强烈的叛逆心，因为他会发现，父母其实是“说一套做一套”。
更重要的是，如果父母自己也在成长，他们就不容易对适应社会产生恐惧和过分的焦虑感。并且，如果他们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成长，就不会动辄干涉孩子的成长。
一个做了多年学生心理咨询的心理老师说，如果只是孩子的成长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但如果孩子问题的背后是父母的问题，那就很难解决，除非父母们先做改变。他还断言，如果家长只是一味地寻求怎么解决孩子的问题，而不是在自身寻找原因的话，孩子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家长应该与孩子一起成长，这是最好的办法。
徐博士说，家长们应该明白，家庭是一个系统，孩子出问题了，必然能从家长的身上找到相关的原因。要想孩子得到改变，整个家庭系统都应该发生改变。
进化爱的方式
徐博士说，以前，物质匮乏，生存很容易出问题，所以父母之爱的集中表现方式就是，牺牲自己的物质，保证孩子的物质生存条件。但现在，物质匮乏已经居于次要地位，父母应该进化爱的方式，从以前关注物质的方式脱离出来，应该更多地考虑孩子的人格成长和心理需求。
最后，徐博士再次强调，她希望父母们在着急的时候反省一下：
“我考虑的到底是谁的心理需求？到底是谁在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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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一起直面高考失利
高考是独木桥，为了督促孩子通过这一独木桥，很多家长喜欢高压政策，也喜欢只用成绩上的得失评价孩子。高压政策的结果就是，孩子面对挫折时非常脆弱。尤其是那些成绩一贯出色的孩子，他们无法独自承受高考失败的打击。
每年，我都会听到一些例子，因为无法化解高考发挥失常，一些孩子最终发展出严重的心理障碍。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之后，相信都会有一些孩子要遭遇他们无法面对的事实——高考落榜或考不上中意的学校。因此，我想通过讲一个过去的故事，让这些孩子和家长懂得该如何去面对这个挫折。
这个方法并不难，概括为一句话是：父母真诚地和孩子一起承担挫折。孩子脆弱的承受能力是果，父母的高压政策是因，所以，孩子难以承受也不应该独自承受这个挫折。在中国，高考不只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虽然我很期望父母们能这样看），而是全家庭的事情。所以，失败了，父母要学会与孩子一起承担。
当然，对那些从不干涉孩子并尊重孩子独立空间的父母，我认为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孩子有足够的承受能力，能独自处理这一挫折并从中获益。
“从高考结束到现在，我已接到5名毕业生的求助电话。”广州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袁荣亲说，“他们预料自己的分数会比较糟糕，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
表面上，这个事实是分数低，难以考上中意的大学。实际上，这个事实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
也就是说，他们怕的其实不是失败，而是怕被人否定。所以，他们最经常采取的措施就是，封闭自己，不和人打交道。
广州市某重点高中的毕业生小丁在电话中对袁荣亲说，他每天一早会逃出家门，很晚才回来，就是因为担心父母老问他，你考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次肯定考得不好。”小丁说。照他平时的成绩，他应该能考上中山大学这一档次的重点大学，但他仔细预算了分数后，认为自己只能考上一般的本科。
“父母对我期望很高，我不知道怎么对他们说。”他说。
并且，逃出家门后，他也不敢去找同学，而是尽可能躲在能避开一切熟人的地方。偶尔，当父母要去亲戚家串门时，他也是找各种借口不去，因为他有一个表弟和他同时高考，表弟估分很高。他说，一想到亲戚会拿他和表弟做比较，他就觉得很难受。
“其他4个毕业生的情况大同小异，”袁荣亲说，“让他们做评估时，他们最害怕的，都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被人看不起。”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多年的教育中，就是这样做的。当孩子成绩好时，他们非常看得起孩子，夸奖他们，并给他们各种奖励；当孩子成绩糟糕时，他们非常看不起孩子，指责他们，惩罚他们。
这样做的父母们会说，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这种极端的教育方式会让孩子认为，高考——这个最关键一步的失败，意味着对自己的终极否定。
案例：自闭的失败者
没有人愿意面对这种终极否定，为了逃避这种终极的否定，他们会发展出一些病态的行为方式。
阿兰在家里自闭了两年后，苏太太才意识到自己女儿问题的严重性。
阿兰是2002年的高中毕业生，直到高中毕业前，她一直都是被同龄人艳羡的对象。她聪明、漂亮、性格活泼，有领导才能，而且一直是一所重点中学的尖子生，每个人都认为，她起码会考上复旦大学那一档次的重点大学，如果超常发挥，说不定可以考上北大、清华。并且，大学毕业后，她的人生也一定会是一条康庄大道。
但是，一帆风顺的她恰恰就在高考中考砸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在高考中失去了感觉。她一点都不紧张，但也一点都不兴奋。结果，最后她的成绩只能上一所再普通不过的本科学校。
阿兰希望复读，但苏太太反对。她常用高压方式教育女儿，譬如，如果女儿考不了全班前3名，就罚女儿跪半个小时面壁思过。但是，她对袁荣亲说，这些高压方式其实只是一个策略，她希望能通过严厉的奖惩方法，督促女儿考上如意的大学。但是，如果女儿万一发挥失常，只能上一所普通大学，她也能接受。并且，她看到太多复读的例子，整体上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结果，所以她不想让女儿冒这个险。
阿兰尽管不情愿，但最后还是按照妈妈的安排读了大学。但是，她的性格发生了巨大改变。首先，她不愿意再和高中同###系，她对妈妈说，她担心别人嘲笑她，更讨厌别人同情。她也拒绝和大学同学交往，其理由是“他们根本不配和我做好朋友！”她也瞧不起自己所上的大学，因为“学校小得可怜，老师也是一群没有素质的人。”
同学们意识到了她的态度，于是联合起来孤立了她。最后，她连课都不愿意上了，成绩越来越糟糕，大二读到一半时，她退学了。
分析：自闭＝逃避否定
退学后，阿兰把自己关在她的卧室里，闭门不出。她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和父母说话。刚退学时，她还上一上网，在网上和陌生人聊天，但一年后，她干脆连网也不上了，只是整天躺在床上睡觉。
中间有一次，她跟着重点大学毕业的表姐去北京玩了一趟，并参加了表姐的一次聚会。但从此以后，她连重点大学的学生也瞧不起了。“你的那些同学，怎么都那么俗呢？聚到一起，除了谈吃，就是谈穿，要不就是谈嫁人，你们怎么就没一点追求？”她对表姐说。
袁荣亲分析说，这个案例，他做了一些了解后，知道阿兰已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前期，这不在他的诊所治疗的范围之内，于是他将阿兰转介给其他医生。
“阿兰的问题难以治疗，但却不难理解。”袁荣亲说，“她把自己关起来，不和任何人打交道，甚至不和父母说话，这种极端自闭的状态，其实都是为了逃避来自他人的否定。”
他认为，现代教育的一个悲剧是，许多家庭为了让孩子集中精力学习，不让孩子参与任何其他事，只是一门心思学习，于是许多孩子就只培养出了一个心理支柱——好成绩。一旦这个支柱垮了，孩子的精神世界就崩溃了。
苏太太认为，她的高压方式只是一种策略，她可以拿得起，也放得下。但殊不知，女儿已把她的高压内化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已经很难从身上剥离。
譬如，如果阿兰考不到全班前3名，苏太太就罚跪。一开始，苏太太要监督女儿这样做。但后来，即便没有她的监督，女儿会自动地跪半个小时思过，并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应当的，“考不好当然要自我惩罚”。
这一切的高压方式都是为了争取最后一个终极结果：高考的成功。而这个终极结果的失败，对于阿兰这样的女孩而言，无疑意味着终极的否定。
这种终极否定的压力太沉重了，所以，阿兰要逃。她不和高中同学来往，是因为怕被高中同学瞧不起。
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内心深处瞧不起自己。“你怎样看自己，你就会怎样看别人。”袁荣亲说，“阿兰在大学期间，瞧不起学校，也瞧不起老师，实际上是她自卑心理的向外转移。非常自卑或自责的人，会在挑剔别人或责备别人的时候宣泄掉一些积压的不良情绪。”
高中毕业后，阿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内心深处的自我否定。但这种自我否定来自她自己，不会因为她挑剔否定别人而消失。最后，她只有逃到彻底封闭的状态下，不和任何人交往，那样就绝对不会再被别人瞧不起了。
然而，她的自我否定，却不会因为她的彻底自闭而消失，却反而会因为彻底自闭而更强烈。毕竟，这个状态下，她再也找不到别人可以指责，从而宣泄掉自己的一部分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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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妈妈向女儿道歉
大约自闭了两年之后，苏太太才决定给女儿找心理医生，这已经太晚了。袁荣亲说，如果能够早一点让心理医生介入，阿兰的问题就不会发展到彻底自闭的状态。
如果能够早期介入，袁荣亲说，他会建议苏太太向女儿道歉。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阿兰和许多孩子一样，认为高考失败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因为毕竟是她在考试而不是母亲在考试。
但是，独自承担这个终极的否定，实在太痛苦了。所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