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每次战争都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都不是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有发展政府政治力量的长期计划。每个军阀的主要目标都是个人的和自身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权势。每个人都是一个派系的一员，但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标作出贡献，倒不如说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不仅每个派系的领袖只有过于简单的统一的想法，而且他的目标的实现威胁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威胁他的支持者，因为实现他的权力梦想将导致他们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地位的要素。派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这一时期高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作为军事冲突有些重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是，更多的军队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更血腥的战争。1920年的直皖战争10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战争为吴佩孚的师所左右，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天——但军队的数量更多，伤亡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卷入的军阀扩编了他们的军队。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期间，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沿满洲边界的几个地方都在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1926年，冯玉祥和张作霖打了一场大约八个月的非常激烈的战争，有巨大的伤亡。
军阀和列强
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骚乱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妨碍了外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发。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财产和生命遭受损失。举一个例子，在1917至1924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153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400000中国元的总损失。①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对外国人在华贸易伙伴的压制、通货贬值和使用无担保纸币，以及铁路设施的破坏、军队占用和损坏，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外国人以严厉谴责和中止贸易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反应。外国代表不断地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一连串抗议，尽管中央当局的软弱使它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列强常常不得不就具体的地方事件与地方或地区的军事首脑交涉。例如在1924年，在俄国人与北京就中东铁路的地位和经营达成协议以后，他们还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铁路是在他的地界内。②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保护和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很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存在这种做法。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兵痞在中国的战争中也起了小小的作用：一个英国人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员有几个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的冒险者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其他的军队里发现。更重要的事实是，外国人不顾1919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国人对枪械的无尽需求。武器交易完全公正；军火商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销售，不考虑政治。但是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却资助挑选出来的军阀。例如日本在整个军阀时期明显地与中国的一些军阀有牵连。
1916年，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建立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及财政债务的紧密联系。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给段1。5亿多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但实际上却被段主要用于他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两个政府还缔结一项军事协定，规定日本提供援助、顾问和教官以编练中国参战军，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事业。但是这支军队从没去欧洲，只对扩展段的军事力量有用。在给段这一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许多冒险事业，形式上与中国企业家联合，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情表现出特别关心，并从日俄战争起在那里保持了有力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积极干预，务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不是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决定的。由于皖系在1920年的战争中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对皖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张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控制着满洲和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的内蒙。日本政府做出了一项政策决定，这项政策决定在整个张作霖余下的生涯中成为日本与张的关系的指导方针：日本将在使满洲发展和组织起来以及牢固地控制满洲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是，日本对张谋求实现在中央政府的野心将不予帮助；他们要张留在本地，致力于满洲的治安和社会秩序，而不要卷入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和混乱，因而威胁日本利益的事情。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提供武器而悍然违反武器禁运条例，因而他们帮助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制造他自己的武器。日本人以下面这种启示性说法说明他们给予张财政援助的态度：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意根据情况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的考虑，但重要的是这样做要用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是要采取在联合企业中投资的形式，以便避免列强的怀疑和中央政府的猜忌。如果张作霖也愿意日益争取促进中日合作的实体，例如在关于土地的租借、矿山和森林的经营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上尽力，如果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贯彻所谓共存共荣原则，并制定已经存在和最近将建立的中日合资经营公司的共同管理方法，那么就可以使东三省的财源自然而不引人注目地兴旺起来。①日本和张的关系一点也不平稳。张继续使自己卷入全国性政府的事务，并在三次华北的战争中，置日本要他留在本地的希望于不顾。他不想作日本的傀儡，一有可能便坚持他的独立。然而日本依然把张看做在满洲可以利用的最好的选择，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保护他在那里的地位。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人在起辅助作用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对吴佩孚进行干预。他们显然提供金钱以换取冯玉祥在这次战争中倒戈，而且当1925年张的一个将领反叛并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干预，把张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中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杀了张；1928年，日军军官中的极端分子暗杀了他，希望引起可以利用来为日本谋取利益的混乱。
苏联积极帮助冯玉祥。冯玉祥在他于1924年转而反对吴佩孚并由此导致直奉战争结束以后，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他知道不久他将不得不和日本人所训练和支持的张作霖的庞大军队作战。从苏联的观点看，冯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词藻使他看来像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1925年俄国人都向冯提供武器、金钱、私人顾问和部队的教员。作为回报，他应当同意在他的部队里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并广泛地和国民党合作。冯接收了这种援助，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事情以阻止俄国人或国民党代理人使他的部队政治化，因为他知道那意味着他将丧失他的个人控制。
和张的战争终于在1925年年末到来，并很快变得对冯不利。1926年早期他让出他的指挥权，到苏联去了，他将在那里停留大约五个月。冯希望他的离去将减少张作霖消灭他的部队的决心，但他也想开阔他对俄国领袖们、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知识。冯和一个俄国顾问一道旅行，这个顾问对他进行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状况、党的体制问题以及所有中国人需要加入国共合作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团结并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进修教育。冯似乎已经真正为苏联的社会、苏联共产党的纪律和效力所感动。同时，他和他在中国的部队保持着联系，这支部队正在遭受一次大失败。秋季早期，在商定450万卢布的附加军事援助后，冯回到了他被击溃而锐气受到挫折的部队。
当冯抵达中国时，国共消灭军阀主义以及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北伐——已经在进行。冯整编了他的部队，并在占领河南时与这一军事行动配合。当蒋介石在1927年攻击共产党人时，冯有一小段时间成了俄国领导人的主要希望；他们要他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左翼和共产党人，并用他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对抗。但是冯迅速与蒋达成协议，并劝告俄国人回国。就此结束了俄国人对军阀政治斗争的卷入。①英国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有最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对促进稳定的政府特别关心。当英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拚命恢复他们在中国贸易中的突出地位时，稳定显得甚至更加重要。即使当混乱似乎预示整个中央政权的崩溃时，英国人也支持北京的政府。但英国人对段祺瑞的政府从不热心，这是由于它的亲日本的倾向性。他们欢迎段于1920年被直系打败，因为直系领袖们曾声称他们反对再借外债，他们还被英国人认为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者曾经断言或者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援助。但是新近的详尽研究断定，当吴悉心照料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图得到财政和军事援助时，英国和美国政府坚持中立并拒绝援助，尽管在华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吴从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得到了很多款项，这是在吴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对它们进行抵制的回报。①①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年），第195页。
①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1916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职务而放弃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