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发展进程的，与其说是他们具体的经济影响，不如说是他们在特权条件下存在这一事实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
银行业
在中国缺乏现代金融机构的情况下，早期的外国商行着手为它们自己提供其进出口业务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服务，如银行业务、外汇和保险等。但是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有12家外国银行正在中国营业。①这些银行主要为外国商行的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也向中国商人直接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但是它们影响中国商业结构的主要形式是向钱庄贷出短期“转手贷款”，钱庄转手把钱再借给中国商人。这些向钱庄提供的信贷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停止，它们一度使外国银行对上海的整个货币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②它们实际上控制着中国的外汇市场。中国的银通货和金通货（国际本位）之间兑换率的波动常常是很大的，外汇的兑换交易和国际性套汇，给外国银行（特别是汇丰银行）以巨额利润，汇丰银行每天公布的汇率被上海的整个市场承认为官方的汇率。外国银行利用它们的治外法权地位发行钞票，这项权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但又无力作出反应。1916年流通的外国钞票的总值，几乎与中国公私银行发行的钞票数相等。①有钱的中国人把他们的流动资产存入外国银行，这样就提供了作为银行进行外汇业务基础的稳定的白银收入来源。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来源是大银行在中国偿还外债和赔款方面所起的作用，它使关税和盐税收入以及许多铁路的流动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此外，大银行由于收存赔款和铁路贷款，与欧洲的债主们一起获益。在华拥有铁路和采矿特许权的外国公司常常是银行的分支机构；例如，中英＇银＇公司与香港银行有密切的关系，就像德国的山东铁路和矿业公司与德华银行的关系一样。一份关于英国银行家在1895至1914年期间从发行钞票和归还贷款中获益的研究断定，利润平均是贷款票面价值的4。5％（非铁路贷款）至10％（铁路贷款，它们通常列有利润分成条款和银行充当购买代理人的条款）。②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在1928年以后，外国银行丧失了它们的某些特权地位，而由政府支持的银行取得，但是它们在资助对外贸易方面，继续表现得很突出。不过，在任何时候，除了对对外贸易和政府财政部门外，它们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和它们的主要客户，即外国商人一样，外国银行之能影响中国，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外国的，既享有特权，又常常很蛮横。它们当然与中国一些虽小但分布广泛的现代化部类有一定的联系。例如，1910年上海橡胶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四川铁路公司的利益，于是它要求北京政府用粤汉铁路国有化的办法来弥补这些损失，这个行动有助于加速辛亥革命的爆发。但是总的来说，虽然金融大恐慌会制造头条新闻，上海和其他港口及广大内地的经济只有松散的联系。即使外国人（或者甚至中国人）能做到对现代部类的支配，但这种支配还不能使他们控制中国。
制造业和采矿业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外国人在四种工业中拥有占优势的份额，它们在1933年占了现代工业净产值的52％：这些工业是棉纱和棉布、纸烟、煤矿和电力。①1933年，外国拥有的商行生产了整个制造业总产值的35％，但是不能对1910至1920年作出可以与之相比的总的估计，这个时期，75—90％的现代采煤工业和将近一半的棉纺织工业操在外国人手中。表36显示了外国人在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中所占的份额。不能得到产量的数字，但是卷烟工业也被外国人所支配，这从1919年英美烟草公司生产120亿支纸烟（大部分在中国生产），而它的主要中国竞争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20亿支纸烟，两相比较可以判断出来。大港口的发电——1910至1920年也没有发电量的资料——基本上也是外国人独占的领域。
有人已经提出警告，反对仅仅因为一些数字是仅有的计量资料，而把过多的结论塞进关于现代部门的统计数字之中，但我们现在又必须再次面对这种警告。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开业后，纸烟的销售量肯定激增，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在城市地区以外，消费烟叶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17世纪以来广泛吸用的农民的旱烟、水烟或鼻烟。甚至晚至1935年，只有19％的农户购买任何种类的烟。关于棉纱，1905年只有总消费量的18％（1919年为34％）是在华资或外资现代纱厂生产的。1905和1919年棉布的可比数字分别为1％和5％。手工业生产的和进口的纱占1905年消费量的82％，占1919年的66％；而棉布则分别占99％和95％。这些比率说明，外国份额显得如此之大的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工业，即棉纺织业，也不能供应绝大部分中国人口的衣着。1912至1921年这几年用现代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1000万吨的煤，甚至用现代的和传统的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1600万吨的煤，也只能提供四亿至五亿中国人所消费的总能量的一小部分，这些中国人在过去继续以树木、麦秸和植物废料作为他们的燃料。甚至在1933年，中国煤的总产量只有2800万吨（而1973年为2。5亿公吨），几乎全部消耗于大城市和铁路、轮船以及小型现代制造业。与此相似的是，1933年共发电14。2亿千瓦小时（而1973年为1010亿），其中63％是外资厂发的电；所发的全部电力都为较大的城市服务。
表36 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外国份额
*在中外合资厂内的纱绽和织布机数被平均分到外国人所有和中国人所有两栏。
1919年，中国45家棉纺厂中，15家为日本人和英国人所有。外国棉纺厂纺的纱平均比华资厂的纱高五至七支。中国的工厂能够顶住很强的外国竞争，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保持它们在市场的份额，支数的差别对这种情况具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纺低支纱需要利用比纺高支纱更加劳动密集的技术，因此适合中国生产者的情况，他们的资本比较少而且更加昂贵，而劳动的成本则要低一些。低支纱在市场上还更容易销给手工织布者，他们把低支纱用作经纱，再与手工纺的纬纱合起来织成一种粗而耐穿、在农村地区需要量很大的布。换句话说，出现了一种外国厂和中国厂在部分地分离的市场中经营的倾向，大部分外国厂的产品供应条约港口和其他大城市的消费者。卷烟工业也是这种格局；在卷烟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集中生产比较便宜的纸烟，以供应不同于英美烟草公司的消费者的另一类消费者；在采煤业方面，外国矿与中国矿通常不在同一地点；在银行业中，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外国银行专门为国际间的交易提供资金。
当然，作为以后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现代制造业部类既不是停滞的，也不是不重要的。事实上，1937年以前的中国工业部类（包括满洲）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至9％。①此外，这些工厂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很明显的好处之一是，继承的一些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小型机械厂，在解决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困难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②可以质疑的一个看法是，在现代制造业部类中惹人注目的外国的作用，是使中国经济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或是造成作为1949年以前特点的削弱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与有特权的（就现代工业而言有时是占优势的）外国人在华存在的主要政治和心理影响相比，不论工厂是外资的还是华资的，就发展和分配两者说，其经济的后果是很不重要的。对1949年以前工业的研究，不但显示了前面所引的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而且有力地证明，华资企业的发展至少与外国制造商行一样快。③20世纪的长期趋势虽不完全清楚，但仍说明，中国人在对外贸易、银行业以及工业中所占资本和产量的份额在逐渐增加。甚至对传统经济部类（例如手工制造业）受现代工业损害的情况，华资现代部类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技术上主要是为分散的农村市场服务，而外国工厂的顾客更可能是比较富裕的城市居民。也许从长期看，外国制造业最重要的方面是把表现为机器、工艺和组织的现代工业的技术转移给了中国。这种“示范效果”还在金融和商业部类中发挥作用，在1911年以后，中国的现代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这些部类中日趋重要，以外国对手为模式的中国对外贸易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显得有些重要了。
外国从事工业的公司，因以下几个方面而“不公正地”获得利益：它们有治外法权的地位；它们能够逃避某些直接税赋，特别是中国官僚的压制；它们接近外国资本市场；有时它们有较好的管理和改进的技术。这种特权地位，以及它们惹人注目的傲慢，助长了20世纪中国高涨的、在“买国货”的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华资商号通过抵制（例如在1905、1908、1909、1915、1919—1921年）外国在华厂商生产的货物以及抵制进口货，可能还通过外资企业比华资企业更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来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是日益发展的现实，但是事实并不像民族主义宣传所断言的那样，在华的外国工业真的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损害了手工业生产（这与前一种说法有矛盾），阻止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或者比本地的资本家更加厉害地（或较少）剥削中国的工人。
运输业
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85％至90％的货物是由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运送的。外轮还在对外贸易港口即条约港口之间的沿岸贸易中运送2/3的货物。由于这类货运是由“洋船”运送，所以列入海关的统计中。对“内河航运”，也就是驶往条约港口即对外贸易港口以外的地方或这些地方之间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