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布福音的工作，并担任领唱的角色。许多无圣职的男人在教会学校的扩大网络中担任教师；妇女则担任教学和护理工作，并承担对中国家庭的大部分家访工作。
传布福音的主要办法，是在布道会教堂或街道小教堂布道，其成效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传教士讲汉语口语的能力。在1910年前，仅有的供新教传教士学习的组织起来的语言学校，是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安庆的一所可能追溯到1887年。在每个布道站，语言教育都特别重要；对许多站来说，掌握汉语能力不佳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到民国初期，已开办了一批水平高的联办（涉及不同教派的）语言学校，它们采用现代“语言归纳”法和分级的教科书。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开办“训练之家”，它们采用鲍康宁的初级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开设六个月的基本课程。每年有20个不同传教团体的将近150名学生在金陵大学传教士训练班学习，自1912年以来，那里开设为期一年的住读课程，由51名中国教师任教。还有第二年的课程，但大部分学生在以后几年采用函授的方式继续学习。在北京，北京协和语言学校在1913年正式组成，1920年隶属于燕京大学，1921年招收147名学生，所设课程与南京的相似。其他的学校有成都的协和传教士学校（是华西大学的一部分）、上海东吴大学的英语学校和广州的协和语言学校。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方言。
几乎每个布道站都办一所初级学校。在693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据报道有306所高小和141所中学。表34所列为1919年各级学校的数量和招生数，它还列出了1916年公立学校招生的估计数。这些数字可能都是猜测性的——教会学校招生数少于表31所列之数——但比率多半反映了实际情况。它们显示教会的初小学生只占公立初小学生数的4％，但是高小和中学的学生所占的比率，都提高到8％以上。1907至1920年期间，教会学校的学生——其中一半也许来自基督教家庭——增加了三倍，而新教的受圣餐者人数只翻了一番，这既表明有意识的传教努力深入到了中国的青年，又表明现代教育的诱惑力。新教的传教士夸耀说，虽然总的说中国每75名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名在接受教育，在全部基督教青年中，每三名中就有一名在一所教会学校入学。
表34 新教传教士学校和招生人数，1919年*包括同等水平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
新教的教会学校不但配备了外国教师（他们在高小和中学更常见到），而且配备了8000名中国男教师和3000名中国女教师。初级小学往往是简陋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严重地缺乏书籍和设备。高级小学设备稍好一些，常常用英语作为教学的手段。教会学校采用类似于教育部为公立学校所定的课程，在开始时是有选择地，然后从1925年起，则是为了取得在政府备案的资格。所有的教会中学都教一些宗教课；中文和文学课采用教育部的“国民读本”，大部分学校的科学教学很差，因为实验和示范的设备很贵，供应又少；很少学校提供职业训练。它们很可能不比公立中学差，但是又可以看出，在民国初期，从教会中学随时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来衡量，它们已显得力不从心了。
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有20所新教的学院和一所天主教办的学院。新教的院校经过改组和合并，最后组成了13所基督教院校，它们的全盛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20世纪20年代末期又新设立两所天主教的院校。除了文科院校外，新教的传教运动保持了若干神学校（其中几所是联合创办的）和几所基督教医学院，天主教徒则办了几所神学院。除了以加拿大和英国的人事和组织模式为主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外，新教的文科院校大部分由美国的传教士主办，他们寻求在中国创立完全以美国中西部小教派院校为模型的院校，他们是从那里毕业的。这些院校的大部分，在开始时是在19世纪后半期成立的中学，它们逐渐扩大并在学术上升格，其用意是为教会学校训练中国牧师和教师。
在1920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了2017名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段迅速发展的时期以后，1925年学生总数达3500名。1925年中国大专院校共招收将近21000名学生，因此，新教院校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12％，而34所公立学校占88％。甚至最大的几个基督教院校——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的学生都不超过三四百名。教职员工的人数和开学科的能力也几乎同样受到限制。在1920年，外国教师共有265人，而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助教——有229人。但许多人还在同一校园内的中学任教。
在本文讨论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的院校在美国获得办校许可，1928年以后则被迫向国民党政府正式申请备案；在这之前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地位，事实上受供给它们2/3经费和干涉它们教师人选的不在本地的校董会控制；它们实际上是这个时期自给自足的外国飞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能只有圣约翰、燕京和金陵三所大学，才能提供其学术水平可以与较好的美国大专院校相比的教学。它们的大部分学生必然是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只有这些中学才能充分地教授英语，以便跟上除中国文学和哲学以外用英语教学的全部课程。有的院校（还有教会中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它们很高水平的英语培训，这种培训为城市青年提供了进入条约港口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入场券，或进入政府部门（如电信、铁路和海关）的机会，在这些地方，外语知识是一项重要的本钱。到1920年，2474名毕业生中有361名成为牧师和教师，就像那些传教士创办人所希望的那样。但是在20世纪的头20年，入学的学生只有不到一半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对大部分“退学学生”来说，吸引他们的显然是想掌握的英语知识，而不是基督教的文科教育。
基督教院校没有摆脱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民族主义洪流。①在30年代，它们日益把它们的课程世俗化，并且汉化了它们的教职员和行政管理；但是它们外来的特性是摆脱不了的。
19世纪从医的传教士，首先自视为福音的传布者。在教会诊疗所和医院治疗病人，也是为了使病人能受到福音的感召。逐渐地，医药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起来了，这反映了观点的变化，可以与促进教育工作专业化的观点的变化相比。1919年，据报告在693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有240个中心共开办了326个医院。每个医院平均有51张病床。病床共16737张。这些医院有464名外国医生、206名外国护士以及约2600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合格的）。像布道会事业的其他部分那样，这些医院都位于城市地区，并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如以上材料所示，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只是非常稀疏地分布于这些机构；很少机构有一个以上的传教士医生定期驻在那里。除了几个突出的例外外，它们是实用的，但也是相当简陋的机构。
在华的西式医学教育，是作为布道会医务工作的派生物开始的，它从工作负担过重的医生对其助手的非正式的训练发展起来。到1913年，共有11所人员配备和设备不齐全的小医学院，其中8所培养男生，3所培养女生。只有北京的协和医学院（1915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接管，这时才正式不再是一个布道会机构），才接近西方医学院的标准。改组后的协和医学院规模较小（在1936年全年只有166名学生获医学博士的学位），因脱离中国农村医药的需要而受到批评，但它确实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训练和研究机构。
① 见保罗·科恩：《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在华基督教的传布：1918—1921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和传布专门委员会所作的在华基督教力量的数量和地理分布的全面调查》，《导言》，第3页。
① 以下大部分数字材料来自前一脚注所引的著作。关于罗马天主教的“占领”的材料，取自赖特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① 关于所报道的“传教士”的人数，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多达1/6的外国工作人员可能在中国国外休假，将近1/12是新来的，主要进行语言学习，许多为已婚妇女，宗教工作只占用她们一部分时间。因此全日工作人员的人数估计可能为所列总数的2/3。
① 为西德尼·福赛思的《1895—1905年美国在华的一个传教团》所写的前言，第Ⅶ页。
① 见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
中国的政府机构
外国人的存在，在中央政府的三个部门是非常明显的，它们形式上虽然隶属于中国当局，但在许多方面是在外国人的领导下，并在许多外国人担任更重要的副职的情况下，行使实际上的自主权。它们是海关、邮政和盐务。
海关
在1900年，海关归总理衙门管辖，1865年起设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几乎每天与总理衙门接触。到20世纪的头几年，海关的组织结构、职责、工作程序及海关人员的组成，基本上都是赫德（1835—1911年）的创造，他作为1863至1908年的海关总税务司，独断地主持这个部门的工作。①在赫德在华工作的50年过程中，他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个人权力和独立性，这些在他开始任职时总理衙门是不可能想到的，而且它也肯定不会让他得到。但是，根本不必怀疑他首先向谁效忠；在这几十年期间，总税务司不断地对他的外籍员工强调，他们和他本人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但是到了1906年，赫德已71岁，而且身体不佳；他的退休是近在眉睫了。在清朝进行改革运动的十年中，要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