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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洲儿童开办的学校有西童学院、法租界的市立学堂和在黄浦路的德国学堂；还有一所日本小学。医院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几个教会团体和日本的社区维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立图书馆有15000册西文图书。十几个传教团体在上海保持了它们的机构，使上海成为在华的最大传教活动中心。新教教会包括规模很大的圣三一会（13世纪哥特风格，华中圣公会主教的大教堂）、联合教会（早期英国式的，位于苏州路）、位于外滩的浸礼会和位于黄浦路的德国的福音派教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有天主教教堂。还有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教堂和一座日本的佛教寺庙。汇司洋行、泰兴洋行、福利公司、惠罗公司供应食品、家俱、呢绒绸缎和女帽；别发洋行供应图书和地图；亨达利洋行供应珠宝首饰；上海药房位于苏州路；外文报纸有英文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法文的《法新汇报》、德文的《德文新报》和日文的《上海日报》——一切都能在上海买到和读到。①上海为外国在华的存在树立了一种其他租界努力模仿的式样。天津的租界区由七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包括三个英国独立的市政区、五座教堂、八个网球俱乐部、五个狩猎庄园、七个不同国家的协会、七个社会俱乐部（英国的天津俱乐部最老，还有德国的联谊俱乐部、法国的剑术俱乐部和日本俱乐部等）及游泳、曲棍球、棒球、板球和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当然还有赛马俱乐部，它在1901年新建了一座精美的大看台，以代替被义和团所毁的旧看台。商团成立于1898年。市图书馆位于英租界，藏书7000册，从1914年起英国人伍德海主编了《京津时报》（他又是《中华年鉴》的主编和发行人，以与日文的《天津日日新闻》、法文的《津郡权务报》和德文的《北洋德华日报》进行竞争。
武汉三镇（1915年前后）
在汉口，英、法、俄、德、日几国租界沿长江延伸了几英里，这些微型的欧洲城市被沿江大道连在一起，沿江大道是一条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间有树荫和草坪的优美的林荫大道。每个下午，外国的社交界聚集在赛马俱乐部喝茶，然后是打网球或高尔夫球。汉口有18孔的高尔夫球场，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有阳台的俱乐部房——内设游泳池、游戏室、衣帽存放柜和一间大茶室——有一个著名的长酒吧间，在长江巡逻的外国炮舰的军官们常常光临此地。
这是一种考虑周到的目不暇接的生活，它使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老中国通”要维持他们的特权了。“上海意识”不但不容中国当局的干涉，而且典型地把外交使团和公使使团视作一个累赘，认为它们有时虽然可以利用，但总是过分地考虑中国人的感情。虽然我们根据更容易接触到的材料着重地叙述了光彩夺目的一面，但事情完全不是那样简单。上海及其他地方的条约港口的生活，根据鲜明的阶级界线分化了。一个人之出名，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职业，加入哪个俱乐部，和拥有多少匹种马。犹太人、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过着一种隔离的社会生活。虽然一小批犹太商人在上海一般地说过得不错，但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承担了商行中大部分做日常工作的低报酬职务，如文书、店员和秘书。每个条约港口有一群外国的流浪汉、处于困境的水手和事业上失败的可怜虫。外国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与邪恶和犯罪的下层社会，在条约港口生活的给人以鲜明印象的回忆录中，很少被人注意，但它们也是外国存在的组成部分。
租借地
外国的“租借地”有五个，是1898年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战略基地时，中国割让的领土。面积共552平方公里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周围的领土，在1898年3月被租给德国99年，德国并获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三条铁路线以及沿线两旁10英里范围内采矿的特许权。（胶州在1914年11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被日本所占，日本人在战斗中死616人，伤1228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插曲。它在1922年才归还中国。）1898年3月，俄国人获得了租用南满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的为期25年的租约。此外，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获准建造一条从哈尔滨到旅大的支线，即南满铁路，并可以在铁路线区伐木和采矿。1898年5月法国施加压力，获得了租用广东省海南岛对面的广州湾港口的为期99年的租约，把该港用作海军停泊地。6月，英国获得了从大陆向它的香港殖民地延伸的一块地方（即“新界”）的99年的租约。这一系列掠夺中国领土的行动，以1898年6月英国租借山东的威海卫而告结束，“租用期将与俄国占领旅顺港的时期一样长”。①与租界形成对比的是，在租借地中，中国的主权在各租约的有效期间，被明确地取消了，这可以从缔约列强的一致意见中得到证明：缔约列强在所有其他“中国”领土上拥有的治外法权中的领事管辖权，不扩大到这些地区。其中在山东和满洲的两个，是德国、俄国和日本——连同英、法两国，英、法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更扩散的基础上——在中国领土上所维护的范围更大的“势力范围”的核心。
任何强国对势力范围的要求（包括贷款、建造和经营铁路、开矿、雇用其国民为“顾问”，或在中国特定地区行使某种其他形式的地区管辖权的优先权或独占权）的事实上的基础，就是前面几段所说的持续侵犯中国主权的因素——中国的虚弱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在形式上，几个势力范围有不同的基础：中国人与特定的列强缔结的不把某些地区让给第三国的协定；中国人为一方，但无力废弃的协约或条约；某些列强因近水楼台而对权利的坚决要求；中国未参加的列强互相承认权利的协定；由于占绝对优势的金融和商业利益的既成事实而对更多权利的要求。
俄国在满洲的权利来自1896年5月的秘密结盟条约、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的建造和辽东半岛的租借。根据这些基础，俄国政府着手在铁路区内建立事实上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并且凭借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而发生的俄军占领满洲的事实，加强了它的地位。俄军在满洲这一事实和加强对朝鲜施加影响的努力，引起了1904至1905年的对日战争和俄国的难堪的失败。辽东半岛的租借地转给了日本，长春和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连同铁路区中的“权利、特权和财产”也是如此。1905年以后，俄国继续对中东铁路路区及沿线的北满的城镇（例如哈尔滨），行使有效的政治管辖权。俄日对满洲的最后划分在1907和1910年的俄日协定中正式规定下来。1914年，缔约列强除美国外，都承认俄国在中东铁路区内对它们的国民的控制。①以中国在1898年所作的一视同仁的声明为借口，日本要求福建省为它的势力范围，但此举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当然，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除了把辽东半岛以及俄国在南满的铁路和采矿权给日本外，别无其他选择（1905年12月的中日条约），并且通过另外的协定，又让日本在营口、安东和沈阳设立“居留地”，并给与它铁路特许权。关东的一个总督府在1906年设立，以管理租借的领土（218平方英里）和铁路区（108平方英里）。日本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在1907年被法国所默认（日本则相应地承认法国的势力范围），在1908年被美国的罗脱高平协定所默认，还被俄国所默认（如上述）。通过日本强迫袁世凯的政府在1915年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二部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辽东的租借期和南满铁路的特权延长到99年；开放全部南满供日本国民居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向日本国民增加采矿区；许诺在将来优先向日本资本家借款，在雇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政治、军事和警察顾问时，优先录用日本国民。
关东租借地成了孤立于中国大陆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区。日文出版物、色彩艳丽的和服、神道的节日和用作官方通货的日元钞票成了殖民地及其主要城市大连的生活的一部分。南满铁路的干线从关东往北，通过南满的经济中心区直达长春，行程483英里。它有几条支线，一条直达营口港，一条从沈阳通往朝鲜边境的安东，一条在大连和旅顺之间。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在铁路区沿线的两侧，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行使事实上的政治管辖。关东总督府与南满铁路公司关系密切：大部分公司股份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公司也由关东总督监督。日本驻满洲的几名领事由公司指派，许多人同时在总督府担任秘书。除了几条铁路外，南满铁路公司还经营抚顺（沈阳附近）和烟台（辽阳①附近）的煤矿、轮船业及货栈，并在铁路区内维持学校、医院、试验农场、公用事业和“铁路卫队”。
但是在1931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由于日本人占优势的经济地位可以把奉天省主要城市的货物汇集在南满铁路，运往大连和旅顺港，再从那里用日本轮船运至天津、上海、横滨和大坂，所以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