诰徊�15％的农村盈余可用于再分配——这一假定的主要困难在于无论是利皮特、里斯金，还是我都没有任何有用的定量资料用以估计盈余的这种种可供选择的用途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地主购买农田和城市不动产，积蓄金银，借给农民的消费贷款数目巨大，这实际上是把地主收入的一部分引向农民消费的“再循环”。在一定时期，这些都不是消费的直接负担，虽然从长远来说它们也许可能增加个别地主对国民收入的一份权利。只有富人的惹人注目的消费，特别是他们在进口奢侈品上的花费，才是一种“消耗性”支出，是一种对国内产值的直接耗费，因为它就这样地损耗了本来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外汇资源。
当然，后来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农业经验应当足以证明，虽则实质性的社会变化可能是产量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那远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即使1958年后更加强调对农业投资，中国的农业产量仍然落在后面。供给更好的原种、充分的肥料和水、最适作物的模式和在劳动力短缺的关键地方实现机械化等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总之，20世纪头75年的全部经验表明，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民国时期的农业组织缓和了独裁政权的强制储蓄对中国农村的冲击，这是因为对一个农民的命运会比他的父辈和祖辈稍许好一点已不存任何希望。换句话说，如果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地主政府关系再分配的效应，对农民不是普遍认为的那么繁重的话，那么从长远看这种关系在产量上的效应对整个经济来说是趋向衰减的。土地占有权、农村高利贷和递减的税制是自然出现的问题，围绕它们，人的感情可以被动员起来，去推翻一个让人看不到改善的前景的社会制度。
我们对人口（1912年4。3亿，30年代5亿）和耕地面积（13。56亿亩和14。71亿亩）所使用的估计，表明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3。15亩降到2。94亩。卜凯的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也表明，从1870到1933年，普通农场的规模缩小了。①虽然根据的是不同的资料，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两种估计很接近——卜凯：1910年一户2。62英亩（作物面积，1亩0。167英亩）；1933年，2。27英亩。珀金斯（假定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1913年，2。6英亩；30年代，2。4英亩。1934—1935年经营的农场的规模分类，见表16（3）。在南方省份（卜凯的“水稻地带”），平均耕作单位大体上趋向于比北方（“小麦地带”）的小。在所有的地区，家庭人口与农场规模之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相互关系，表明高人口密度促使土地价格变得如此之高，农民只有以一种过多地使用劳动力的方式去经营它才值得。因此，当家庭成员少的时候，农场规模也小。
农场趋向于分裂成几处不相连接的小块土地，这个事实增加了小型耕作的不经济方面，这基本上是中国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的结果。相当多的土地被浪费在地界上，过多的劳动时间被用于从一小块土地走到另一小块土地，灌溉则更加困难。卜凯的平均数是每个农场6小块；其他作者的数字从5小块到40小块。
尽管中国农民曾经灵巧地开发传统农业技术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是19和20世纪在种子、工具、肥料、农药等方面的进展很少传入中国农村。投资农业是以压倒优势投资土地。人力比畜力更为重要，农具——许多世纪以来很少改变——则要适合人力。每英亩土地上人力的利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更密集，虽然自相矛盾的是，除去高峰时期如播种或收获季节以外，个体劳动力没有被集中使用。年龄从16至60的农村男人当中，参加全日工作的只有35％，58％参加非全日工作。部分多余劳动力从事副业，通常是家庭手工业，它为这样做的农户提供收入的14％。①本节开头扼要讲述的农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是千百万农户精心分配他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运用他们的农业技术的结果。这些家庭农场的土地面积将近一半不到10亩（1。6英亩），80％小于30亩（5英亩）。不过，有必要区别耕作单位和所有权单位，探索实际租佃对农业产量和个别农户的影响。
表15 农村地权的分配，1934—1935年*（16省）
*包括的省份：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2页。
在30年代有多少土地出租？举例说，卜凯估计私人农场的土地有28。7％租给了佃农〔表16（2）〕。如果农田的6。7％为公有（公田、官田、学田、庙田、祭田、屯田和义田）并几乎全部出租，加上这个数字后，看来有总数为35。5％的农田租给了佃农。①人民共和国初年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分配土地的数量资料，证实了这种估计——占1952年耕地面积的42—44％。②比例超过35。5％，这也许表明在土地改革的热潮中“富农”的土地也和地主的土地一样被没收了。
中国的地权很不平均，但比起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来，也许还要好一些。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全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内政部的指导下，对16个省，不包括满洲，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得到关于30年代最好的数据（见表15）。这些数字中有某种向下的倾向，这是因为包括的资料仅仅是关于实际住在所调查的土地上的地主的。1934—1935年这次调查所涉及的1，295，001户自耕农，平均保有土地15。17亩（2。5英亩）。但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73％拥有土地15亩或15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8％，而5％的农户拥有土地50亩或50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34％。大地产很少是由所有者自己耕种的；雇用劳动力的商业性农业更属罕见。土地一般是出租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使用他的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则视地产的大小和地主的社会地位而定），余下的出租。在20世纪，由于内地许多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有愈来愈多的地主离开农村乡镇而寻求城市的保护。他们通常只保留对地产的财务上的兴趣，而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委托给地方上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栈），后者常常从“压榨”当事人中捞到更多的好处。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种做法把新的严酷引进了农村阶级关系——它从来不是田园诗的主题，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也罢，但比起处在市场无情的压力下，也许多一点个性与人情。
珀金斯提出，在30年代有3/4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数是通过务农以外的途径致富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是有钱的商人和其他人的一种投资，这些地方的资本收益报酬率不错，因为已经稳固的谷物市场依靠的是廉价的水路运输，这些地方就是比较城市化和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和南方。②表16（5）的数据表明各省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数与租佃发生率之间的大致关系。贵州在西南有些特别，有如北方的山东。以前者的情况来说，也许跟其他一些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一样，高租佃率的基础可能在于“封建的”地主佃户关系（劳役、苛捐杂税、更牢固的控制）的持久性，而不在于土地严格的商业收益。③在总的租佃率低的山东，地权收益高，这也许是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员为山东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所挑选的数字所致。④30年代的租佃情况、租佃面积、
表16 农场规模、地租形态和租率（22省、不包括满洲）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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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于0。05％
资料来源：
（1）《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载李文治和叶孔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28—730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7—59页。
（2）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5—56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7页。
（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26—27页。
（4）《农情报告》，3。4（1935年4月），第90页，载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
（5）《农情报告》，3。6（1935年6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79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94—95页。
关于中华民国租佃情况的估计，很不一致，当然，地方差别很大，但总的看来，约有50％的农民牵涉进地主佃户关系——约30％为佃农，他们租种全部土地；20％以上为自耕农兼佃农，他们租种部分土地。表16（1）列出30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估计，它们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但都清楚地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的省份纯租佃发生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①这些省的数据常常掩盖了省内由于地区、土质、商业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差异。②还应当指出，类别中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每况愈下。例如，表17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调查中较为复杂一些的分类就告诫我们，表16（1）中的“自耕农兼佃农”这个名目，把从租种1％土地的地主到租种95％土地的贫农之间的每一种情况都包括进去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场较大，大都是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1879年的25。6％增加到1945年的34。5％，他们都是佃农。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17 （16省1745344户，1934—1935年）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5页。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