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寻找他在外国看到的相似物、同类物，或中国的对应物。②19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88页，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29页）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约翰·杜威的学生胡适是最无所畏惧的反崇拜偶像者和中国遗产的扬弃者，他写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当然，早期的西化运动和后来的现代化运动很快懂得如何去作出区分。最初，欧洲和美洲在中国汇合成一个外来社会（尽管这个社会内部有广泛的差别），它发展了一种商业工业军事的能动主义，看起来是其整个外来文化的产物。蒸汽机、代议制政府和基督教乍一看似乎是连在一起的，“西方文化”降临到中国大地时，看起来比后来所表现的要更加一致，因而更具威胁性。它的威胁似乎要求中国变成自卫的商业工业军事的国家。
但是，正是“西方”的这种多样性，使人们明确了西化必须是有选择的；一般地说，选择的标准是西方的方式要适合中国的需要，这样，引进的东西能扎下根来并变成中国的东西。外必须适合内。
的确，人们禁不住断言，甚至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传统内的变化”①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缠足的结束和妇女的解放、白话文的写作、对国家而不是对君主的忠诚、孝道的放弃，这一切都从中国文化领域中找到了根据。变革的步伐可能会产生眩晕、恐慌和反崇拜偶像的心理，但变革仍然由专心用中国语言谈话和写作的中国人民在中国进行。
这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平等地对待西方的最自然的方式是遵循少数中国人的那种传统，这种传统与西方的商业和激烈竞争方式的共同点，多于与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调和妥协这些理想的共同点。例如，在广州的早期交往中，“西洋”人特别有威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粗野和贪婪的方式投合了广州民众深深隐藏的倾向。西方“夷人”彻底的商业精神，在繁荣的十三行聚居区后面的猪巷的店主中得到了迅速的响应。一旦印度的鸦片由代理行的私商从印度运入，商业的贪婪造成了双方鸦片贸易的增长。它成了19世纪主要的中外双边合资事业，它进行顺利，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担扰和预见。
把广州的鸦片贸易中间商看成是与西方贸易世界有很多共同点的中国传统的继承者，这只需要一点想象力就行，这些中间商对把中国引进现代国际商业界，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有些看上去是共和革命所受的“外国影响”，在再看一眼时，可能证明是与更古老的中国倾向吻合的，或者是由此而形成的，这些倾向具有某些与外国人相同的特性。在下面，我们只能指出这个历史问题的几个方面。
① 关于汉学和“中国文明的自我形象”，见芮沃寿：《中国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21。2（1960年4—6月），第233—255页。在发挥本文时，我大大地得益于玛丽·克莱尔·贝尔热、马克·埃尔文、费维恺、刘广京、孔飞力、崔瑞德和王赓武等人的评论。
① 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32页。
② 关于哲学中“内和外两个领域”，见许华茨：《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端》，载戴维·S。尼维森、芮沃寿编：《行动中的儒学》，第54—58页。关于把传统的和外国引起的行政事务分开的内和外，例如见张寿镛等编：《皇朝掌故汇编》，3卷。
①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40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1979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9年），第3—4页。
① 参阅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章。
② 约翰·海厄姆：《专业化的发源地》，载亚历山大·奥利森、约翰·沃斯编：《现代美国的知识构成，1860—1920年》。
③ 保罗·A。科恩在他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晚清中国的王韬和改革》第9章分析了“沿海的”和“内地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见路易斯·T。西格尔：《唐绍仪（1860—1938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2年），第92页及以后；琳达·邢：《过渡中的中国：伍廷芳（1842—1922年）的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① 就中国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学和思维过程似乎研究得特别不够。关于隐喻思维的一次受欢迎的讨论，见朱利安·杰恩斯：《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比较第50页：“科学的概念都是……产生于由具体隐喻作出的抽象概念”；第53页：“了解一事物是为它作出一个人们熟悉的隐喻”。
② 中国寻求与西方类似的事物的活动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逊的兴趣，见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小E。A。克雷克使用这个词组（以区别于现代的西化）去说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来的变化，见他的《宋代社会：传统中的变化》，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8月），第479—488页。
作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部分一部分的分解下，“中国”这一文化统一体已被分成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亚天下。不可分割的形象正在被许多不同方面的发现所代替；现在的研究把地方、城市、各省、区域或大区作为有效的分析领域进行探索。①与此相似的是，中国内地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秩序与中国边境地区一些边缘的少数人的传统，正在形成对照。
西北长城边境地带，是集约的旱地耕作让位于以畜牧为基本活动的社会组织的一个边缘地区。西南中国曾经是灌溉的稻米文化让位于亚热带山地部落刀耕火种农业的边缘地区。还可以确定其他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北通古斯诸部中的渔猎和农业的半游牧混合经济的边境。但是，在所有这些地区中，西北的草原边境曾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因为畜牧生活产生了能入侵和统治中国北部的骑兵。对比之下，西南沿海出现了中国人迁向海外的情况，但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外国入侵。
面海的中国是沿东南沿海的边缘区域。山东北部黄河多沼泽的港湾和南面黄河或淮河的这种港湾，阻碍了沿海定居和海上航行。中国北部总的来说，缺乏可以形成浙江福建沿海港口的那种沿海的山脉和河流。它还缺乏诸如茶、丝和陶器那样的出口品。到了19世纪，上海宁波和南满之间有了广泛的沿海贸易。但是山东和辽东在国际贸易中并不显得重要。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主要区域是从长江三角洲延伸到海南岛的这部分。但是它包括了近海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以及外缘的琉球群岛和吕宋岛。①在某些风格和传统问题方面，这些边缘区或边境区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腹地形成了对比。腹地集体凝集力的鲜明而持久不衰的特性必须加以认识，然后我们才能继续进行对次要传统的探讨。这一多数人的秩序是早期中国人天才的伟大成就，它比东亚的任何其他生活方式都建立得更加严密。它的特征是，帝国的君主政体是它“构成秩序的道德中心”，②儒家的三纲（忠君、孝父、敬夫）是它关于社会秩序的教导。这个社会的基石是它的扩大了的家族制度。豪门大族的寡头政治权力，在晚唐和宋初才被统治阶级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政府权力所代替。③从此以后，受过经典著作教导的官员是皇帝的地方代理人，而有地和有功名的绅士家庭则是地方精英的支柱。
近代的研究工作当然戳穿了以德治天下和合乎规范的和谐这种儒家表象。这些研究揭露了这样一个旧秩序：大批平民在其中常常被自然灾害和地方混乱——周期性的饥荒、盗匪抢劫、村与村的不和、农村的长期苦难、家庭中的专横、地主贪得无厌的剥削、官员的贪污——所摧残。①但是，这些现实的悲惨情景，反而突出了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宣传的持久性，如果不是突出它的成绩的话。
由于古老中国规范的理想对现有论述中国的中外著作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例如见第10卷，即《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章），让我们在这里只去注意这些理想在支撑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传统及其统治阶级方面的相对效能。
中国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武士统治者和在行政中协助他们的记事的书吏（文人）的作用，在商代中国社会开始时已明显地表现出来。②上层阶级的优秀人物和老百姓中的普通人出现在周代的典籍中。天子君临天下的权力和他的官僚的施政，在汉代已经牢固地确立了。③统治阶级的大厦逐步被建立起来，这个大厦是以儒家准则的哲学前提为基础，并被科举制度规定的许多做法所支撑。明清两代有功名的绅士阶级终于出现，这是中国社会史上最为人所知的事，这个阶级被灌输了忠君思想，并且受到了支撑社会政治秩序的训练。④大部分的记载（几乎全部用统治阶级观点写成），说明了不到总人口5％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全面地统治中国社会中军事、商业和其他所有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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