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组成，它起了酝酿社会改革的作用；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组织却被另一些更多地摆脱了儒家传统的机构所取代了。
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精英人物都曾就读于按西方课程教学的新式学校。重点进行宗教教育的教会学校，无论是用中文授课的天主教教会学校，还是大多数采用外语及其他外国方式授课的新教教会学校，起初都根本没有引起社会精英的注意。新式学堂最初由政府兴办，接着由新教传教士兴办，它们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广到了中学和大学，宗教课程也让位给普通知识课，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种新式学堂的效果才变得明显起来。尽管在1890年新教教会办的学堂有17，000学生，另外还有几所小规模书院，但它们也同几所官办学堂如北京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得设法进入幕府以获取有影响的职位。只有随着1895年以后的维新运动和1902年建立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这项工作在1904年颁布了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才不得不进现代学校深造，以便进入新的世界。可是，尽管学校的文凭中也授予传统的功名，但因科举制度根深蒂固，要谋一席地位，还是得走传统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为了结束这一双重体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废除了旧科举制度，这才使得现代学校树立了对社会精英施教的独占地位。
1902年共有现代学校35，787所，1912年为87，272所；学生则从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①与办学者的意愿大相径庭的是，由于教学大纲零乱，内容脱离中国实际，教师质量差，这些学校不仅无助于巩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学生提出抗议和请愿。各地虽然也曾做过努力以改善教育质量和扩大教育范围，甚至在传授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技艺时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但是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会精英分子疏远旧政权和脱离民众；他们各行其是，只有一种十分混杂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能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但是，由于新式学校强调集体努力和纪律而截然不同于传统的书院只注重个人造诣的倾向，它们倒是能使得青年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学生发现了集体行动的威力，便用它来发动多次罢课和抗议运动。①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学生的这种冲劲在社会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后，各种学会蓬勃兴起，教育、制宪和农业等领域的许多专门联合会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中也纷纷成立：它们都足以证明社会精英的社会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们吸引了那些已负起社会责任而且还能承担更重大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士。
紧接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创办了强学会。此后各种学会风行一时，创会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学术，这与传统的文人结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别是违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干政的圣谕。它们制订了自己正规的规章条例，其严格性与任何地区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统的传统集团的习惯方式大不相同。这些强制性的和组织上的特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二十世纪头十年的各种协会内部，不过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颁布的教育会章程，要求从县到省层层建立组织，对组织机构和会务的规定极其详尽，以便讨论。1895至1898年建立的各种学会共有近万名成员，其主导思想由康有为提出，内容是动员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实现全国团结和要求一定的民权。它们鼓吹的政归全国全民的思想，同与之对立的君权至高无上的思想原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些学会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学说，只希望变成同皇权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社会精英人物的各种联合会逐渐变得好斗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进的反对派。在1904至1905年，主要由学生组织的团体把这种发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团体中，这种发展过程更长，更复杂。那些联合会用合法的方式反对官僚暴政。它们求得了官方承认，但并未象政府所期待的那样仍旧忠于传统制度，倒是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政党，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阶层的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往往同一个人既是教育会的领袖，又是宪政促进会或保经利联合会的首脑，例如江苏的张謇、汤寿潜、许鼎霖，浙江的张元济，湖南的杨度、龙璋和广东的陈惠普。①这些联合会的会员日益增多，使他们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赖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1909年，723个教育会共有会员48，432人，会员远不限于教育界（教师只占少数），从士大夫到工业界领袖无所不有，这反映了现代社会精英阶层的总的面貌。他们受过教育，有钱，有行政才干，并且集体负责，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他们是有财又有能力的上等人，决心迫使官僚实行改革。
在这些联合会内部，拟议是在省或地方一级统一和提出的。机构一旦建立，就被内部的推动力量推得更远，蔑视皇权，大背创建者的初衷。②1909年选出的各省谘议局，就是现代社会上层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权的组织上的体现。在清王朝最后两年，这些谘议局用行动显现出它们是一支团结的力量。①由于选举法的规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们比较年青，大多数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现代企业有联系。②尽管谘议局中工商业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们实际上积极地代表着现代上层社会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维护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③在新式学校、各种联合会和各省谘议局普遍发生作用的同时，还有形形色色的专业机构也有助于分清新旧两种上层分子。例如，商会就是这样的机构。第一个商会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认可并规定了在全国建立商会。到1909年，便有商务总会44个和分会135个。商会作为地方工商业家的联系机构，并没有取代传统的行业公会；相反，行会往往隶属于商会。因此，商会有助于加强工商各界日益发展的合作和联合。商会的作用最初被认为是行政当局的齿轮，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因此，商会都愿推举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职的人当会长，这意味着商会往往先满足大实业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满足普通店主的需要。④但是，商会很快摆脱了清朝官员的影响，成为整个商界的代言人；随着它吸收传统的优秀文士，以及现代公司的发展，其性质也随之在起变化。
还有与传统的钱庄银号相对立的现代银行这种机构，也开始更缓慢地和范围较小地改变着社会习惯，这与1904年上谕中规定的类似的有限公司的情况相同。这些企业的结构也许加大了经理人员同下属的距离，并且同顾客的关系也无疑会受到损害，但是，它们鼓励大胆的进取活动，因为它们保证提供财政支持，而无须担心要依赖个人或家庭财产去弥补可能遭受的损失。
这些促成并象征着上流社会变化的各种机构，其共同特点是超然于传统的官僚体制之外，并且同后者脱离关系。这也许是幕宾和局署员司专业化，以及新式学校对学生进行西式教育的结果；也可能是各种联合会和商会具有斗争性的结果。这些机构推动和鼓励其成员去认清他们与传统秩序的分歧所在。
分裂的开始
随着统治阶级成分的多样化，其内聚力和团结也明显下降。除了个人意气之争以外，新旧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对立加剧了。1867年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同文馆增添数学和科学课程所发生的思想和政治争执，便是一个明证。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冲突更加剧烈。李鸿章及其门下每次提出的现代化倡议和计划，都遭致大量的攻击。这种攻击是由所谓清流党发动的。而官方的反对又得到了反对引进机器和现代经济的地方势力的支持和鼓励。地方长官们经常同社会上层人物一起发动群众示威，1878年反对在开平开矿的活动即是一例。中法战争使清流派的攻击戛然而止，许多清流派成员开始拥护改革。此后政府上层的分歧不是在经济现代化这一原则，而是在其条件方面。1888年的进士考试题目就有关于国际贸易的一题。在1889年慈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各省督抚和御史等高级官员几乎无不承认有必要修建铁路。①但是直到中日战争之前，许多经济方面的创议又因具体的考虑而滞碍难行。大部分有影响的文士和官僚都坚决反对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外国的控制，而坚持只利用本国资源；但是后来他们又指出，本国资源太少，无力维持大工程，而且这些资源有被各省考虑不周的铁路投资所耗尽的可能。实际上，考虑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现代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似乎使许多官员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担心的是大众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少数人谋取巨额利润的不道德现象。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强调“缓行”、“逐步实行”和“三思而后行”。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会进步对人产生的后果，结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瘫痪。倾向于优先发展新经济的人，以及象刘铭传那样赞同商人阶级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①还要看到的是，除了省会、几个繁华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数地方的文人对这些问题是漠不关心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这些裂痕。为了挽救国家，一批上层文士和官僚支持维新。他们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争创建现代企业，宣称发展经济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在力主维新的上层分子和其他被当时小说家无情地讥斥其自私、卑鄙和无知的人们之间，②敌对的情绪加剧了。传统的上流社会进行反击，其手段不仅是请愿、散发传单和搞官场上的小动作，而且使用暴力、袭击和捣毁工厂与新式学校。③他们鼓动并支持镇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