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欧洲留学几年，李鸿章因赏识他的才能，曾保荐他任驻英公使。蔡锡勇是张之洞的忠实助手，自北京同文馆毕业后，先后在驻美国、日本和秘鲁的外交使团任职。还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已实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学堂就读，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国留学不可。象李鸿章的经济会办沈葆清、盛宣怀和郑观应，就是因负责同外国人打交道和做买卖而获得专长的。
事实上，这些洋务专家不仅很快承担起谈判的职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负责搞经济事务。他们往往担任监督对外通商的工作，例如当天津海关的道台、通商口岸的海关督办兼道台。他们更经常地从事管理近代的官办企业。这些人可能接连负责建立兵工厂，管理航运公司，创办纱厂和主持军事学校。盛宣怀也许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①张之洞和李鸿章的许多幕僚也做过这类工作，但是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赫赫声名和成绩。以杨宗濂为例，李鸿章1870年派他当汉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台湾负责兴筑铁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他兴建了一家火柴厂，后转任直隶道台，然后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厂。蔡锡勇1886年在广州创办鱼雷学校，1887年创办水师学堂，1888年建立造币厂；以后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在武昌，1892年建立织布局，1893年建立造币厂，1894年建立缫丝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课的自强学堂，1896年创办一所武备学堂。①当时还产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务专家相似的谙熟洋货经营的商人。买办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员。1842年废除公行制度之后，他们是中外商号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人，因为外商与华商之间存在着语言障碍，加之货币制度、商业机构和经商习惯又很复杂，使得双方不能直接交易。他们一般是同外商订立合同，这不同于有执照的经纪人（牙行）；牙行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传统中介和独立的代理商。买办则是洋行在中国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华员，自己身兼司库、审计员、财务主管、推销员和行情研究员，协助外国人同中国人进行一切交易。
大多数买办原籍是在广州附近。广州商人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敢于向要当买办的同乡提供外国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财政保证。他们还能提供精于茶叶贸易的代理人，因为茶叶是开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货。而且，广州的买办还有助于开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对外贸易。随着茶叶出口减少而丝绸出口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先前只有外国人插手的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务），浙江和江苏的买办也迅速出现。他们大多数最初是宁波人和苏州人，先是作丝绸商人或上海钱庄的雇员。在二十世纪之初，大多数买办仍是粤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上海，买办则以江浙人居多。②买办一般都是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时能够请人做担保，不过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初，也有些买办是因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级提拔起来的。同时，大多数买办都是发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则又为他们提供了提高才干和个人增殖财富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赚钱多而且快，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约一千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佣金、回扣和私人自做买卖的利润；同外国人的合作为他们提供了财富、关系、建议和保护，这使他们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当西方大商号的买办而积财数百万两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为宝顺洋行当买办的徐润，一是二十世纪之初在上海为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大椿。①买办的人数在1854年有二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则增至二万人。②从1842年到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亿三千万两。③同十九世纪之末全部上层士子的年收入六亿四千五百万两相比，这个数字相当低。④但是，考虑到分润这笔钱的人数和1902年外人在华全部投资只有五亿八千四百万两，这笔钱就相当可观了。⑤不过，破产者亦屡见不鲜，买办的财富也是很不稳定的。
买办不但有钱，而且愿向新部门投资。他们最先花大钱办近代企业，对兴办近代企业起过决定性作用。估计在1862至1873年他们为上海六家航运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资金；1863到1886年为开办煤矿提供了所需资金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七；1890至1910年为中国二十七家大棉纺厂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三的资金；同一时期还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所需资本的百分之三十。①这些买办不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还负责这些新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他们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险和采纳西洋经营方法，以求取事业的成功。由于他们能使洋行兴隆，政府也常请他们对官办企业进行技术性的管理。不过到十九世纪之末，买办开始自办行号了。②他们就这样对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买办也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同外国人联系密切，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西式服装、陈设、娱乐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中国习俗掺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混合文化，洋泾浜英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他们也能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卫他们的利润观念和发展经济的观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以便象郑观应那样成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买办以外，还可列举出一类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确。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服务于洋行，却热衷于从对外贸易或引进西方技术方面谋取赢利。最明显的是那些通过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销洋货而发财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门的茶商胡元龙，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拥有茶园五千亩；以后由于绿茶市场收缩，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种红茶，并且自办加工厂，从而既保证了自己的财源，又维护了此地茶叶生产的声誉。③叶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农的孤儿，靠贩运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遗产达八百万两。④顾馨一出身于穷学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粮食生意，靠汽轮运货而发财。①钱庄在上海也非常兴盛，它们是中国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购买洋货的信贷，同时又把货物转卖给国内的销售商。上海在1883年有钱庄五十八家，1903年为八十二家，1908年则达一百一十五家。②有几个家族在银行界占支配地位，他们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设有分号，例如宁波的方、李、叶三家，苏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严家与万家。③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业。例如在1872年，陈启沅用本国资本在广州效区开办了第一家用蒸汽为动力的民营丝织厂。④在1895年前，跻身于工业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断增加。他们许多人是以外商名义登记的企业的主要股东和经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隶，他们也积极参与官办企业。例如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茶商（见第八章）。但是，在1885年以后，他们也象南方各省的同业那样集中力量于政府所忽视的私营工业部门，如丝织、粮食加工、火柴、纸张、玻璃制造以及机械的制造和维修。它们多数是小企业，机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办下较能使用新技术的大工场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资联营的工场中的新型手工业工场相比，往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⑤新旧活动方式的结合带来了高额利润。粤商叶亮卿1888年在营口以一万八千两资本创办银号，到1906年就积累了二百多万两，几乎垄断了向广州输出的大豆制品；他还经营了几家当地的钱庄、豆饼制造厂、烟草厂、木材场和不动产公司，并大量投资于银行和铁路。①这批从事新行业的商人和金融家，当然不象买办那样偏离正统。他们远不象买办那样愿意追随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还继续捐纳官爵，而且鼓励子孙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例如宁波和苏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员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进，有些人则经商。但是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思想的迹象。在历来由富商资助的慈善事业中，也有人开办传授西洋课程的学堂和采用西药的医院。②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张之洞在两湖书院开设外语和商业课。③在1870到1895年又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的社会风格与传统的准则相去尚不甚远。这些人就是现代公司的股东。徐州的盐商可能认为他们在1882年对利国驿煤矿的贡献是官方派捐；④但是十九世纪外商所办的企业的资本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国人，这里除了买办和富商以外，还包括相当多的小股东，他们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职员。⑤官办企业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资。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与洋务有关的各种人物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他们分成：技术人员与专家、买办、独立的工商业家。这也反映在当时使用的称谓中。第一种人叫“绅”或“官”，第二种人叫“买办”，第三种人叫“商”。但是这几种人确能通力合作搞官办企业，尤其在私人企业中，买办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伙经营。这几类人之间也常有人员的流动。买办由商人产生，他们脱离外国雇主以后，又可能成为独立的工商业家。象唐廷枢和郑观应那样的买办，象朱其昂那样的商人，后来都当了官方专家，而象杨宗濂那样的官方专家，后来则当了工商业家。
这些新的社会集团加在一起也仅仅构成特权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特权阶级能够容纳那些新集团作为新成员，同时也给那些古老的绅士家族一个机会，使其在自己独占的都市天地内重振昔日的荣华。这些新集团的力量还弱，不足以单枪匹马地左右上层，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响，他们还不得不依附于一名与洋务有关的省级实力派官员（如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门下。他们可能提出建议，但是领导权依旧掌握在那些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