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①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象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②这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③根据这种看法，辛亥革命运动对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贡献，不如它所创造的革命传统那样重要。总之，我们目前的解说倾向于两个与以往不同的论点：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最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种革命？谁应对所发生的事负责？这段时期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占什么地位？有一种尝试性的答案以下面这种认识开始：即在1911—1912年，种种抗议运动临时凑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则不是革命的，但综合我们试图加以阐释的种种理由，不妨认为：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抗议运动都认为，在当时应该拥护以共和国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对此应该表示接受。由志趣各异、利益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脆弱的联合，产生于一个处于大变动状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些旧纽带已经断裂，另一些纽带反而有所加强；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开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长。换言之，到了1911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了。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见可能模糊了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某些部分是有社会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则又看到传统的权威和阶级关系恢复了力量，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情况。事实不仅仅是每一种说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国社会在1900—1913年时期已经分裂，并且开始沿着新路线重新组合起来。1911年不是象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可是，这种变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间许多活动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运动促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维新派和反维新派绅士之间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分裂变成势不两立的鸿沟，结果使前者发现自己与革命派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同反维新的绅士之间的共同点。至少暂时看来，绅士地位与其说是表示一种团结统一的力量，倒不如说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的标志。新的鸿沟分裂了主要已经西洋化的都市中国和传统的大部分农村中国，并且它促进了开始超越旧有亲属、阶级和乡土纽带的新结合和新结盟；商会和政党就是这种组合的例子。这些革命运动形成的分裂、组合、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00—1913年时期代表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① 关于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这些争论，见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关于1961年10月武昌学术讨论会的一篇报道及其论文集，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② 陈志让：《袁世凯》，第92页。
③ 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的中国》，第297—313页。
④ 关于这些观点及近年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新兴的变革潮流》。黄宗智的有关论丛，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页。
① 《革命中的中国》，特别是第1—3、24—44页。
② 《革命中的中国》，第45—48页。
③ 《革命中的中国》，第53页。
早期的联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运动
中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统一的。产生最深刻分歧的问题——即应向西方学习多少以抗拒西方的问题——并未使一些人产生推翻传统制度的认真打算，甚至没有产生这种倾向。人们普遍设想，学习国外技术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这一共同的想法绰绰有余地弥缝了所有的不同意见。
在九十年代的中叶，这种共同的意见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声打开了缺口。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一个小组织成立了起来，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职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虽然遭到失败，却标志着武装革命的开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传统阵营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汇合到革命运动中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许多维新之士相信：自强运动已告失败，需要进行更加深远的努力。1898年的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有一翼变得更加激进，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启超领导下，它摇摆于革命和改良之间。
共和派革命分子与激进维新派这两个集团都在海外留学生中间寻找支持。从1902到1905年，留学生人数增至约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敌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喊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这二者都不是组织完善的，或紧密结合的集团，但它们共同地都希望唤起和保卫中华民族，使它富强，即令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牺牲传统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尔他们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却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时清政府却保持着政治主动权。因此，革命运动在它的头十年只是一棵幼苗，对事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与兴中会，1894—1903年
孙中山是创建中国最早一个公开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他1866年生于澳门附近的广东香山县，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华侨中间和西洋学堂中度过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环境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相比之下，他在乡下的儿童时代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小。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说英语；信基督教；得了医学学位；他生平多半或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边缘区——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边缘区——如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孙中山自十三岁到四十五岁期间只有约四年是在中国。在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国人士。孙中山很早就赞羡西方和日本，特别赞羡它们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们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洋溢在它们社会之中的干劲和活动意识。
基于他与外国生活的接触和对十九世纪中国维新派思想的了解，孙中山起草了一个改革的建议，企图在1894年给李鸿章上书。建议书的内容只不过是当时的老生常谈。他强调需要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去。孙中山这时所写的内容大多是中国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来所说的东西，并无一项可以称得上有革命性。但它令人感兴趣的是：首先，孙中山1894年年中的这一温和的常人之见不久就变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认为那位在中国最当权的官员应该亲自倾听一下一个刚毕业两年的青年医生的呼声。对孙中山思想的急剧转变尚未见有清晰的解释，但他试图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层去，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温和，他无意在行动上也温良恭俭让。当一次诉诸极峰当局的努力宣告失败，孙中山就下定决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剧转变有什么原因，这一事件表明他意识到了他个人的使命，而这正是他整个一生的特点。
孙中山未能使李鸿章听一听他的陈述，经过这一挫折之后他决定返回檀香山。他在那里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两个月以后，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纠集几位旧友和老相识建立了兴中会分会。这个分会代表着孙中山和杨衢云之间的联盟；杨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孙中山更洋化，此时是香港分会名义上的会长。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证明兴中会从一开始就马上公开宣布以反对清王朝和拥护共和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证明，孙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几个入会者中的至少几位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①可是，这个组织的章程当时只是强调了外国对中国的威胁，以及清廷的软弱腐败使它不能抵御帝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的呼声至少在未来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们革命观点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这两个组织又小又弱。经费不足常使它们大伤脑筋。原来的会员总计不过几十或百把个人，从未超过几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会员都是广州地区的人，而且几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他们与四亿同胞的联系差不多只限于亲属关系和跟秘密会社的一些松散联系。它们的组织松弛，彼此之间也只是偶有联系。它们不是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精英集团，并不象我们在现代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但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的新元素。会员几乎都是穷苦而未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数是商人，约四分之一是劳工。那少数几位有影响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过现代教育。有几个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学过中国的经典书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传统的文人。反之，兴中会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下层阶级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战争仍在进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开始拟订一次起义的计划了。虽然和约已在4月间签署，但几个月后形势仍然有利于搞暴乱。和约条款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在广州地区，人们特别为之愤懑不平。大量遣散的士兵在乡里游荡，有些人就流为盗寇。从绅士到农民，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心怀不满。入秘密会社的人数增加了，小规模起事变得更加频繁了。
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