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转移到了和汉王朝无丝毫瓜葛的孙权身上。这最后一种可能性未被人们考虑过，因为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孙吴是闰位。要挑正统者就应在刘备和曹丕之间进行，因为他们两人都自称是汉王朝的真正继承人。
在公元220年之后的分裂割据时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当汉人诸王朝在公元316年被北方的非汉人入侵者驱赶到中国东南部时，对它们来说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们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继承人。它们相信，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样保护它们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并且最终能帮助它们恢复中原。
历史事实有如下述。公元263年，刘备的蜀汉王朝被他的北方对手曹丕的魏王朝所征服；266年，魏王朝又禅让给新的晋王朝；280年，这个晋王朝又征服了东南部的吴国，因此统一了帝国全境。公元316年，晋王朝被赶到南方，继此而往，华北便被非汉族王朝所统治。在南方，晋在公元420年让位于宋；宋在479年让位于齐；齐在502年让位于梁；梁又在557年让位于陈。陈王朝灭亡于公元589年，它被北方的敌国隋所征服，因而中国便又一次获得了统一。
历史学家习凿齿（死于公元384年）对曹操显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中，魏是汉的叛臣贼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归于西南的刘备。刘备王朝灭亡以后，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晋王朝，习凿齿本人便是生活在晋王朝时代。对于他来说，晋王朝是汉的直接继承者，其间并无任何中间人。①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观点，汉以后的所有三个王朝都同样不是正统，因为它们谁也没有重新统一帝国。他极力主张，真正的天命在公元220年已被完全切断。它短暂地重现于晋，即当晋在公元280年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但是后来它又被中断了，只是在589年隋重新统一了帝国之后才又出现。②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不得不更实际一些。当他编纂他的大部头中国史书时，他必须在这三个后继国家的历法中作出选择。他挑选了魏王朝的历法，而摒弃了另外两国的历法。为了说明他的选择，他发挥了这样一种理论：帝国的统一必须被看作是真正天命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只有汉、晋和隋是正统王朝，所有其他诸国仅仅是诸封建国家。这些封建列国都是一样的，即它们都不受命于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禅让的封建国家比其他未接受禅让者要更合法一些。由于这个原故，他选择了魏王朝为汉代的主要继承者，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之这样做只是便宜之计，而非出于正统观念的考虑。①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重写司马光的史书时，便对这种肤浅的处理办法进行了攻击。朱熹以刘备的王朝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对于朱熹来说，刘备的汉皇室血统要压倒曹丕自称正统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写的史书就用了刘备的历法。对于公元264—280年这个时期，即刘备的蜀汉已经灭亡而东南部的孙吴尚未被征服的时期，朱熹就不知怎么办好了。由于他把那个时期通行的历法一律看成伪的，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只用小号字来书写。
当吴王朝在公元280年被消灭以后，朱熹认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晋王朝身上出现，所以他又改用大号字来纪年。从这时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317年跟随着晋室南下，只是在晋王朝亡于420年时天命才又消失。公元589年随着隋王朝之再度统一中国而再度出现。据他所见，北方非汉族诸王朝均非正统，正像晋王朝以后所接替的南方诸国那样。②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学家对公元220年的事件评价不一，他们大多数人对汉献帝逊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这方面，曹丕没有能够说服后世，而刘备却在千年以后仍使人们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权利。①现代的中、西方历史学家通常都选用司马光的实用的办法，而在把西历用到了中国历史中去以后，这个问题就逐渐不复存在了。在西方汉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认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比之一个分裂的中国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汉王朝统治的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才通常被称之为汉了。
它的后继的三个国家通常被总称为“三国”，而三国及其以后的分裂时期（公元220—589年）有时被说成“中世纪”。在这个时期倏兴忽亡的二十几个王朝中，没有一个王朝能够使它的国号代表那个时代。只有在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才使一个王朝的名称又代表了一个时代；公元589—618年时期称为“隋”，公元618—907年时期称为“唐”，即继隋以后的唐王朝时期。显而易见，只有一个王朝统治着全中国的，它的名号才能够代表那整个时代，因此汉的名号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一直传到今天的著作中。因为汉的真正名义不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它的核心是中国本身统一的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① 这是罗贯中（约公元1330—约1400）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C·H·布鲁伊特泰勒：《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① 关于从公元前113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2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7页以下。
① 见上面第2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② 见莱班：《天命的操纵》。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看上面注54，以及第3章《内战》。
① 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58—84页。关于这些运动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3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络：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第98页以下。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391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124—125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159页。关于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198—199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八，第2173—2174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356—358页。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第15叶。
① 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卷十三——十八。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58、80页。
③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页。
④ 这句话见于何焯对《后汉书》卷七八的标题《宦者列传》所作的评论；见《后汉书集解》卷七八，第1叶。
① 例如见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52）卷3，第415页以下；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25页以下。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政制度》，第155页；以及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① 例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第45—59页；以及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1962）。关于西方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著，见维尔纳·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载《东方学研究所通报》，5（1957），第113—140页；罗尔夫·斯坦因：《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1—78页；詹姆斯·哈里森：《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叛乱（关于中国人重写历史的研究）》（伦敦，1970）。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第2299页。
③ 《三国志·魏书一》，第10页注2。
① “季汉”之用于蜀汉，其证据见于《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第927页；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1079页。以“中汉”指后汉，见《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第601页注1；《三国志集解·魏书二十一》，第11叶；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1080页。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52页；《晋书》卷一○二，第2679页。
② 《晋书》卷一○二，第2661页。“应乾受历”之说在600年以后又用过一次，那是另一个国号“汉”的王朝用的，其“汉”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① 《晋书》卷一○二，第2673—2674页。
② 《晋书》卷一○三，第2684—2685页。
③ 《晋书》卷七，第181页；《资治通鉴》卷九六，第3017页。
① 《梁书》卷五六，第859页。又见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赋〉》（剑桥，1980），第11页。
② 《旧五代史》卷九九，第100、136页；《新五代史》卷十，第63、65、70页。
① 《明史》卷一二三。
① 《晋书》卷八二，第2145页。关于正统论的整个问题，见B。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载《莱顿汉学研究》，W。L。艾德玛编（莱顿，1981），第23—33页。关于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 1977）。关于晋王朝认为必须保持它是合乎正统的这种信念，其情况可见迈克尔·C。罗杰斯：《苻坚编年史：标本历史的个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8），第51页以下。
② 《正统论下》，载《欧阳文忠全集》卷十六，第3—4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九，第2185—2188页（方志彤：《英译〈三国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第45—48页。
② 用于公元264—280年和420—589年的小号字，可见于《通鉴纲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为此所举的理由见于他的书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① 关于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