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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秦汉文物的主要地点是未盗过的那些著名和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坟墓。由于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流行关于来世的种种信仰，这些墓冢的殉葬物品非常丰富。它们包括珍贵的玉器和钢器；铜、漆或陶质器皿；用于宗教目的的工具和象征性物体；能保证死后过得愉快的护符；或者乐器。越来越多的文书正被发现，有的写在木简和竹简那种平常的日常使用的文具上，有的作为贵重的版本写在丝帛上。在这些文书中，有的是为了帮助死者在来世的生活；有的可能与死者在世时的特定职业有关，而不论他生前是学者、官员、法律专家或医生。
除了出于其宗教意义而埋葬的罕见和珍贵的物品和品种外，墓内还有大量日常生活的用品，如灯座、碟盆或武器，如果是妇女的墓，则埋有精美的梳洗用的漆盒。有的殉葬品较为丰富的墓冢还埋有衣被、食品、饮料，甚至现钱。但是汉墓的所有殉葬陈设物品中最有特点的也许是取代它们在尘世正式用途的建筑物或物体的雏型。有的这些雏型提供了在那些年代技术提高了的农业或其他生产方法的情况的极好证明。这类物品的模型包括车辆及上挽具的马匹；有船员的船只；泉源、磨石、甚至内有几窝猪或脱粒设备的庭院。尤其是墓内有曾与死者在今生共同生活的男女们的陶俑或画像；它们被认为是在墓内从此伴随死者或为死者服务的模拟人物。有些陶俑或壁画上的人物代表的是死者当官时的同僚；有的是曾是使他赏心悦目的表演者或乐师；有的则是更低贱的仆人、厨师、车夫或侍女。由于汉代丧葬者谨慎的预防措施及有利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死者的尸体偶尔被保存下来而没有腐烂。
秦汉时期的考古物证分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不平均。发现持续不断地增加，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发掘。对任何遗址进行着眼于辨别秦汉时期不同的埋葬层的精确考察的时机尚未来临。同样，对已得到的文物的鉴定、分析和分类工作必然受到限制。由于要确立思想因地而异的地方特点或环境，一份按省别的分布图尚待完成。但在制作和确定特定的典型物体——从墓的结构风格到铁和铜质文物——的图解和年代程序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①这种综合的推断的准则，可以以必要的保留用来确定某些缺乏明确的碑文或其他物证形式标记的遗址的年代问题。1973和1979年，中国的考古学家通常已在应用碳14和热致发光法分别对他们的物体进行检验，其结果日益精确。考古学已以不同的方式被用来纠正或证实秦汉时期历史的和其他著作的叙述。由于考古学方面的物证与我们关于中国神话和宗教知识的结合，一种新的精确的测量工具已被引用来探索文化史中某些早期的部分。②历史学研究
从很早时期起，历史学家们已对秦汉时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以很公正地说，它一直被视为中国成就的顶峰之一。从历史角度观察秦汉时期中国的早期的西方作品包括意大利人卫匡国（公元1615—1661年）的著作，及稍后的法国人冯秉正、小德金、杜赫德和宋君荣的著作。爱德华·吉本不时地提到汉代中国，其材料主要取自冯秉正的《通鉴纲目》（公元1777—1785年）的英译《中国通史》。到现在，关于秦汉时期原始材料已有的译文，可能比中华帝国任何其他相当的时期都要多。①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感谢两位学术上的先驱，法国的沙畹和美国的德效骞，因为他们率先投身于为西方读者提供《史记》和《汉书》的校勘译本这一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
此外，一批论述秦汉史具体问题的专著已经出版。它们往往翻译正史之一的有关章节，同时提供一篇把所研究的题目置于上下文总背景中考虑的批判性导言；其他的专著则对研究的题目进行分析性的探究，在探究时对原始材料进行意译而不是翻译。这类专著以不同的形式论述了政治、制度发展、法律理论和实践、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外交关系、思想倾向以及宗教信仰和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2卷（北京，198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2卷（北京，198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1981）；郑德坤：《黄河流域的汉墓遗址》，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学报》，14（1983），第145—272页。
从汉代本身起，就有对秦、汉帝国作批判性评价的第一批尝试。贾谊写于公元前200至前168年期间的探究导致秦灭亡的错误的论文，收于《史记》和《汉书》之中。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所写的正史的每卷卷末，加进了他们自己的议论和评价，这为中国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个先例。其他的著作也收了少数能说明问题的政治理论和对现行制度或政治实践的批评。前汉的学者荀悦（公元148—209年）所写并收于他的《汉纪》之中的评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生活与他所描述的时代非常接近。在写作时既不受官方历史的约束，也不受制于顺从当朝传统的或赞赏的观点的需要的其他批判家则有王充（约公元27—100年）和王符（约公元90—165年）。成于公元前81年以后几十年间的《盐铁论》中逐点进行的讨论，特别有价值。
《史记》和《汉书》编写后不久，它们显然给读者造成了困难，于是便有学者们写注疏。孟康是最早的注疏家之一，他的《汉书》注是知名于世的。裴駰（盛年期465—472年）为《史记》作的注是留存至今的最早的一种，其材料以约200年前的记载为本。这些注释中许多试图说明文中某个用法异常或反常的字的读音；考定文中的地名为后来的何地；或者详细阐述某些官员的职责。主要应当感谢颜师古（公元581—645年），他不厌其烦地收集这些注疏的某些部分，我们才得以保存这些早期的注释。
后世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汉代追溯为已知最为成功的企图建立和维持一个帝国的时期。同时，也不乏受当时问题的推动，通过研究过去的经验寻求指导的持批判态度的作者；他们能对秦汉两朝皇帝和政治家的个性和成就以及对他们的困难和错误作出事后的认识。这类反应必须从这些批判者生活的时代和他们为之作出反应的特定情况的角度来评价。因此人们看到，当唐政府在控制强大而独立的藩镇方面正面临严重的困难时，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讨论“封建”分封的起源和优缺点就不足为奇了。当关于帝国行政的方法和目标及安排某种程度的经济协作的可能性这类基本问题被提出时，苏轼（又名苏东坡，公元1037—1101年）正在撰写论商鞅、贾谊和晁错的文章。在所有的宋代作者中，也许必须把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作为杰出的历史评论家单独提出的是，他的目的是把王朝的兴衰和官员的成败置于中国的政府和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讨论。在试图这样做时，司马光的写作得力于他能够从中取材的帝国行政的1000年的经验。此外，他是认识到几部正史的不同部分不一致这一重要问题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并且设法为这类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①还必须提到清代学者以他们敏锐的批判意识和他们能够利用的丰富学识，对秦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如果没有17、18和19世纪中国学者开创性的劳动，近期西方学者把三部正史的若干卷的译文贡献给西方读者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学者孜孜不倦地寻求已长期被忽视的细小的证据，和根据比较新的研究——如音韵学、金石学和目录学——来解释司马迁和班固的著作。他们取法于司马光，远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对这几部历史进行文字校勘，从而使读者们注意到中国文献中比较不受人注意，但显然是有关的文字段落。
在决心解决具体事件的日期和它们发生的先后方面，清代学者的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有时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专门的课题，这可以从研究中亚的西域及其地形的徐松（公元1781—1848年）的注释中看出，或从下决心考定原始材料中提到的地名的全祖望（公元1705—1755年）的作品中看到。王先谦（公元1842—1918年）把大量的清代学术成果集中在他为《汉书》和《后汉书》作的补注及集解之中，方便了读者。读者同样有理由感谢王先谦。因为他严谨地校勘了这些正史的不同版本，并且对它们的不同部分提出互相参照的材料，以便对秦汉时期某个人物和专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更近的时期，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保持了主持出版全部正史的现代版本的长期的传统。本卷引用的参考材料是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起出版的标点本。
近年来一批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简短的秦汉通史已经问世。这些著作按照每个作者撰写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仰，反映的观点迥然不同。有的代表了成熟的学术成果；有的用作学校或大专学院的教科书；有的明显地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其中包括吕思勉的多少有点保守的著作（它几乎成了一部秦汉史题材的史料书），和钱穆的有高度创见和批判性的著作。更晚近问世的短篇的研究作品有诸如张维华对汉武帝的研究（1957年）和洪世涤论述秦始皇的小册子（1973年），后者在中国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时期写成；这类作品既是历史著作，也是对20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贡献。
近年来日本的秦汉时期的研究也很重要。据说早在公元735年就有一部《史记》被带往日本。757年，日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于是三部著作的版本（有的有中文注释）成了公元889至898年藤原佐世编的最早日本所藏的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从江户时期（公元1600—1867年）起，日本学者已对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