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09第18页（1832年5月11日）。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那里的“十二年”显然是“二年”之误。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14第19页（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页（1832年7月27日）；卷26O第15页（1834年12月15日）。
① 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377页（据说总共有二万名步兵，其中一万名驻在喀什噶尔）。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655页。
① 《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② 《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35第22页（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页（1833年7月20日）。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此书将清朝政策的改变归因于浩罕对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扩大）；《大清宣宗实录》，卷261第11页（1835年1月1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44第18—19页（1833年11月30日），第39—40页（1833年12月9日）；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1页（1835年2月15日），第24页（1835年2月16日）；也见第27页（1835年2月19日）。
② 《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他说在叶尔羌和北京之间正常的旅程是“六个月”。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54第5—6页（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页（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页（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页（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页（1835年2月15日）。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将特许权的赢得特别归功于爱连拍迪沙），第341、40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5页（也提到爱连拍迪沙）；参看贝柳：《喀什噶尔史》，载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185页；还可参看和卓巴哈杜尔汗的报道，见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以及沃森的《朝圣记》，第381页。
② 《Ta＇rīkhi sihgārī》，无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馆东方8156号（完成于1874年），错误地把权力归于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张。
③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6、9、136—139、174页，注23，这里对俄国过去作家的批评没有考虑到1834—1835年事件。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5第7页（1835年5月5日）。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95—496页。
② 皮尔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统治者：对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反应》，第17—18页。
① 瓦列哈诺夫：《全集》，卷2第401、680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也见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2页），他说商人是从安集延城来的；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57页。但可参阅阿赫麦德·沙的另一种不同的说法，见《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
① 戴维斯编：《印度报告》，附录100第29页；附录24第193—196页。穆罕默德·阿明：《东突厥斯坦史》，第346页注。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1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7第19—20页（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页（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页（1837年1月9日）。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第164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12页注，第326—334、345—348页。他的报道和清朝有关色勒库尔首领们的编年资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① 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22—223页；《大清宣宗实录》，卷33O第29—30页（1840年3月2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93第23—24页（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页（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页（1837年8月5日）。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5页。参看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① 在费正清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他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60页）中也清楚地谈到：“最惠国条款发端于清帝国想对所有非中国人显示一种高于他们的一视同仁的愿望。”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卷1第337页。
②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85页。马木留克人有类似情况，参见戴维·阿亚伦：《马木留克王国的火药与火药武器：对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挑战》。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
①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79—80页。
① 曹振镛编：《钦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第22页；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49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19第19页（1845年8月20日）。戴维斯：《印度报告》，附录24第191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页。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415页；卷3第152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17第2页（1845年6月6日）、12—13页（1845年6月13日）、21页（1845年6月25日）；卷432第22—23页（1846年9月17日）。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28第19页（1846年5月18日）；卷432第8—10页（1846年9月1日）；卷433第17—18页（1846年10月13日）；卷434第5页（1846年10月26日）；卷436第17—18页（1847年1月9日）。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152页。
① 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34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51第20页（1848年2月29日）；卷453第7页（1848年4月9日）。
②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670页；阿赫麦姆·沙：《旅行记》，第349页。
① 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6—67、69、190—192页；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第245、253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8—349页。
① 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9、88、193—196页。
① 陈庆隆：《从1828年暴动到阿古柏时期的新疆史》，第39—40页。陈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所写的日期（1854年8月30日）系1854年10月21日之误。奕䜣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1896年序，卷1第11页），以及《大清文宗实录》，卷228第22页（1857年7月16日）。
② 佐口透在《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16页）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 Huocho Ishan）转写成“Yusan？Khwāja Ishan”。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n，显然是Husayn的突厥化，这可以从基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编《维吾尔文俄文字典》（第287页）得到证实。《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第3页。
①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0页；《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4第13页。喀西达关于倭里汗入侵的报道，见罗斯编译：《喀什噶尔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7、14页；羽田明：《倭里汗之乱的一件史料》，载《冢本博士纪念论集》，第65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注3；赫尔曼·封·什拉琴威特萨孔伦斯基：《印度和亚洲高原旅行记》，卷4第282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5页。这个数字似乎高了一些。
③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31页。
①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第24页。《大清文宗实录》，卷267第5页（1858年11月18日）；卷247第13页（1858年4月16日）。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94、602页；卷2第343—344、369页。《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史》，卷1第662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351页。
③ 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
①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2页（Abdul kim〔‘AbdalQā’im〕必然是‘Abd alkārīm之误。Qāim不是真主的九十九个名字中的一个。清朝的资料是阿布都剀里木A—pu—tu—k’ailimu）。参看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25—526页。佐口透的叙述是以清朝资料为依据的。
西藏的隔绝和印度的压力
1815到1862年这段时期实际决定了拉萨的哪些属地将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哪些属地将落入英属印度支配之下。英国的侵略性并不次于俄国，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阻碍。
1792年并入清帝国这件事将西藏和英属印度隔开，但是象俄国人在新疆一样，英国也利用“本地的”代理人渗入尼泊尔、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山和喀拉昆仑山的诸西藏属国，为东印度公司寻找贸易的机会。这些最早的代理人中有一个名叫阿卜达哈迪汗的人，曾于1795年带着印度和英国制品被东印度公司派到尼泊尔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报告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对西藏贸易的兴趣。
1810年，一个名叫吉尔曼的商人派遣另一个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样品，这种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垄断的，并且是对十九世纪大部分英藏政治有相 当影响的一项商品。披巾用羊毛①有两种：一种用驯养的山羊毛，一种是更加珍贵的野山羊毛、野绵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