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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为识字的蒙古人创造了许多用蒙文和藏文写的历史作品，以及相当多的语言学著作，这是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将佛教经典译成蒙文的巨大努力的结果。至于纯文艺，蒙古读者欣赏僧侣阿格旺·哈依杜白（1779—1838年）的小说，其中有些故事公开嘲弄和抨击那些滥用特权和不守清规的寺院成员。胡力沁·山达哈（1825—1860年）写诗，特别是挽歌，他不是简单地从蒙古过去的英雄传说或从丰富的佛教传统文学中，而是从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题材。
还有许多其他作家，但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最不寻常的作家也许是丹津饶结（1803—1856年），他出生在内蒙，但却成为外蒙红教的诺颜呼图克图五世。丹津饶结用蒙、藏两种文字写作，赢得了诗人的声誉，他的若干诗歌一直流传到二十世纪而不衰。他的作品主题经常反映对蒙古社会和经济衰落的不满，在暴露蒙古僧、俗领袖之间的对立方面是引人入胜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音乐剧《月亮杜鹃》，开始作于1831年。至少早在十八世纪，基 于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歌剧”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 西藏的佛教文学，但是《月亮杜鹃》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古世俗戏剧。戏剧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员反复为世俗观众演出戏剧，为蒙古地区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剧院打下了基础。①十九世纪蒙古的小说又因为广泛流传着许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译文而受人注意，如“潘查丹特尔”故事，但是蒙文译文常常有很大的变化。然而，这时期蒙古文学中更为重要的外来成份是中国的小说，包括故事和所谓“章回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译成了蒙文；似乎早在十九世纪初蒙古人就已读到了几乎所有重要中国小说的蒙文译本。《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和《三国志演义》特别流行。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例如，在前面已提到的旺钦巴拉之子尹湛纳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在为捍卫清朝而参加鸦片战争之前，旺钦巴拉已经开始写作一部蒙古全盛时代的历史，他选择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作为写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这部著作未能完成。尹湛纳希写作了两部蒙古章回小说，他的人物和背景都来自《红楼梦》，随后续写他父亲的历史章回小说，他象一个汉族学者那样隐居在自己的领地里完成了它，忠实地保持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叙事形式。这部著作名为《青史演义》，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版。②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在蒙古，俗人与喇嘛教会之间的对抗增加了。这种在内蒙特别强烈的情绪，可以在尹湛纳希的兄弟古拉兰萨的作品中看到：后者是一个扎萨克，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他挖苦喇嘛以引起世俗读者的反宗教兴趣。在十九世纪的更 晚时期，一种更深刻地不满蒙古社会秩序的情绪在鄂尔多斯诗人贺什格巴图（1849—1916年，此人最初在旗里当法官，但曾一度与多归轮运动有关系）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
建筑学虽然在本质上和古老的游牧环境不相干，它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却因普遍建造寺庙而得到推动。蒙古人最初从他们日益相适应的定居社会学习样式，所以他们建造的寺院不是西藏式的，就是中国式的。在十八世纪，混合类型的寺庙开始出现，它们是将西藏的和中国的样式或多或少地结合起来，再依据本地圆形蒙古毡帐的样子建造起来的。在这些合璧式的建筑实例中间，最杰出的是耸立有弥勒佛巨大雕像的西藏—蒙古型寺院。第一个这种寺院是十九世纪初在库伦建造的。有一种用藏文和蒙文写成的著作（有印刷的书籍和手稿两类）流传下来，它们描述了蒙古寺庙的简史并概括了蒙古建筑工程学的原理。①装饰艺术在十九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绝大部分宗教绘画和雕刻等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质的。
十九世纪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是处于外来影响的支配之下，只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学著作是例外。
① 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45—346页。
②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43页。
① 那桑巴尔吉日等编：《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见拉西顿杜格的英译本。
① 见那扎格多尔济：《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第215—223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56—261页。
① 《满洲统治时期喀尔喀简史》，第223—236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61—270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79—183页。
① 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第272—276页。
②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6—157页。
① 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学遗产》，第74页。海希格：《蒙古人及其伟大时代的佚文》，第247页；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63、215—217页。
② 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278—290、307—323页。
① 谢别迪尔尼科夫：《蒙古建筑学》，第86页；马伊达尔：《蒙古的建筑学与城市建筑》，第8页。
新疆：玛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在1820年，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龚自珍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主张将新疆改设行省，另一篇则要求结束广州的贸易。②新疆和广东是清朝臣民经常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地方，这两个地区的相似之处在二十年后变得更显而易见了，因为那时政府把六城 地区的教训应用到了它与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争端上。
张格尔的圣战（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复提出在喀什噶尔享受贸易特权的要求，并以要放出和卓们相威胁。清朝的答复是停止对他的茶、钱赏赐，并撤销他派遣使节到北京的有利可图的特权。浩罕于是派遣两名使节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浩罕派遣两名没有司法权限的代表驻在喀什噶尔，简称为“阿克沙哈勒”（直译为“灰白胡子”，即长者）。清朝再次拒绝，打发使节们回去，并对他们的货物足额征税；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和巴布顶，放出了宣称要发起一场圣战的张格尔。张格尔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组成的数百人的军队，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区。
清朝的军队很快击溃了入侵者，张格尔逃回浩罕时只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玛赫杜姆的事业仍然活在人们心里。当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尔交涉，试图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税常规时，清政府恢复了汗国的贸易和进贡权利，但不许免税，并且仍然拒绝一名浩罕使节留驻在清领土内的要求。然而，就在这一年，浩罕的统治者死了，张格尔逃进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领土上。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达成互利协定的机会。1824年，和卓开始以一支有数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队伍骚扰清朝边境。这时否认了对张格尔的一切责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试图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关税的特权，但没有成功。但收获是可观的，因为根据一份俄国的报道，每天有一百到三百头骆驼从中国本部驮来货物。①如果不是一个清朝官员的愚蠢，张格尔的圣战也许已成泡影：这官员带着二百名骑兵在1825年攻打这个和卓时，没有捉到他，反而屠杀了一处未设防营地的柯勒克孜妇孺。当这位柯勒克孜首领发现这一暴行后，他召集了两千名骑兵把清军围困在一处峪谷中，最后把他们全都杀死。张格尔的同盟者已经击溃一支清军的消息迅速传遍塔里木盆地各城镇。和卓自己“看到中国人已经多么不得人心”，就通知浩罕汗、乌腊提尤别的统治者、昆都士的首领、各支哈萨克的头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领们说，这是夺取六城地区的机会。张格尔逐渐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尔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组成的超过五百人的军队；军队中还有哈尔查斯人（山区塔吉克人），他们的黑色服装在西伯利亚引起了有欧洲人在和卓军队中战斗的流言。①1826年张格尔入侵，在进攻喀什噶尔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扫，并在交战中损失了四百名士兵。当退入牙忽都时，侵略者被清帝国军队所包围，但是用火绳枪武装起来的张格尔军队突破了包围，人民随着这一胜利而纷纷起义，使和卓的队伍扩大到大约一万人。②参赞大臣庆祥在此期间组织了相应的抗御，但是圣战的力量太强大了，清军不得不在喀什噶尔城堡中设置防御，在那里庆祥处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许多被认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③市场位于满城外边，这使张格尔能够抢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贵重货物，同时起事者发泄了他们对汉族商人的愤恨。
在此以前张格尔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将来以分享掳掠物为酬报（当时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语）；①但把张格尔的军队看作“兵痞”的浩罕政府，宁愿自己主动参加这场冲突。总之，浩罕汗穆罕默德（旧译“马哈木”）阿里亲自带领一支八千至一万人的骑兵到来，张格尔骑在马上和他相会，以表示和卓拒绝承认浩罕统治者是他的汗。根据一个史料记载，汗的军队“对在据点中的中国将军发动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