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阴谋并无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年，大司徒已经给皇帝上书，明言有某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驱散张角的徒众，因为不然的话，他们是会闹事的。可是，这封奏疏写后不久就遇上皇宫后宫失火，司徒免职以消弭上天愤怒之象，此事就被搁置了起来。②张角能够实行他的计划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年4月3日——于这日在各地同时首事。刚在起义的前一天，张角的一名追随者因为怕事而向皇帝泄漏了机密及其细节。当皇帝下令作进一步调查时，张角认为他已不能等到约定之日再起事了。①当朝廷的调查牵涉到了成百计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张角教义的宫廷卫士在内）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惊动；但当传来的消息说叛乱已同时在不下于16个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东和东北一带的时候，这才真正使人们大吃一惊。这就是黄巾叛乱。各郡的政府军纷纷败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汉宗室诸王被绑架，许多帝国官员则自逃生路去了。
颇为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叛乱究竟是在何时爆发的。我们只知道它必定爆发于公元184年3月的某日，因为朝廷的第一次反应是记在184年4月1日。皇后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年）名副其实地被封为大将军。皇宫的卫队和常备军都暂归何进节制，“以镇京师”②在畿辅地方，第一道防线设在京师之南，置八关都尉官以防守战略要地。最后，朝廷选派三名官员下乡讨伐，其一往北，余二人往南。
对于这几个战役，我们知之甚详。可是，这里只要说明黄巾是在公元185年2月被击败就够了。但是，朝廷并未长期得到这次胜利的好处。在两个月时间内，黄巾运动像下蛋那样又接二连三地复制了新叛乱，虽然这些叛乱不一定就是以黄巾教义为基础。有些叛乱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波”等），有些叛乱径称自己为黄巾。③最后，对于朝廷来说，叛乱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而使自己疲于奔命，黑山叛军被任命当了地方官，准许他们可以推荐人员担任官吏。当弄清楚了仅仅这还不够时，朝廷便派了一个军阀统带他自己的亲兵进行讨伐，因为朝廷自己的军队显然已无能为力了。
黄巾叛乱对于军事和行政两方面的影响已如上所述。公元188年在今四川境内又爆发了一次群众起事，但是，虽然它的领袖自称黄巾，并且自封天子，西边的这一起叛乱同华东真正的黄巾军似无任何关联。①西川的叛乱也是靠私人军队去对付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才促使朝廷改变地方行政，而任命有全权资格的州牧。
如果不是这一次叛乱，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长的叛乱使得朝廷下决心任命州牧。公元187年，一名汉人卸职官员使乌桓族几个头目相信汉人对待他们态度恶劣，因此劝他们起来造反，而让他本人来充当其领袖。这个前官员也自称天子，这时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年4月平息了事件，其时至灵帝之死只有几个星期。②汉灵帝时代的文化和学术
灵帝时期还有许多细情可谈。那时有地震、水旱之灾、蝗患、虫灾、疫疠以及雹灾。朝廷的对策就是实行大赦，减征税项，施药以及下令祈雨。天上出现了日、月蚀和彗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非常变异：一匹马下了一个人婴；一名少女生了一个两头四臂的幼儿；植物忽然变为动物形象；雏鸡变成了公鸡；蛇、老虎和疯子潜身出入宫门。③在围绕着汉朝灭亡而出现的民间故事中，这些非常变异都当做汉王朝即将倾覆的预兆而被一一列举出来。
建筑活动也不乏记载，虽然我们也同样经常地听到大火烧了宫殿，宫墙陡然倒塌。建了观象台；铸了四个铜人和四个铜钟；发行了新的钱币。令人高兴的事情是奇菌生，凤凰至，在黄巾叛乱爆发的前一年有材科说曾获得大丰收。有几个周边的外国来向中国的天子朝贡，以此证明他的教化对世界的影响。①可是，据说皇帝本人却沉溺于戎狄之俗：他喜爱他们衣食、音乐、舞蹈和陈设。
灵帝朝最重要的学者或许就是蔡邕（公元133—192年），而最重要的学术事件就是在京师刻成和竖立了石经。这工程于公元175年下令实施，183年完成，蔡邕是这一大项目的主要执行人。汉石经的残片至今仍然存在。②如果我们是比较地注意灵帝的世界，那是因为他的统治是汉朝治下最后的稳定时期。就是灵帝的这个世界，人们对它尚有所留恋并想重建它或它的一部分；但在此同时这个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当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闭上眼睛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传统帝国与他一起死了，虽然此事还不能立刻豁然。
① 《后汉书》卷十下，第449页；《后汉纪》卷二四，第10叶（第290页）。
② 《后汉书》卷十下，第450页。
① 关于何进和何苗，见《后汉书》卷八，第348、354、358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47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6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九，第370页；《后汉书》卷七四上，第2374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903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58—68所载公元181—220年间的大事记》，＇堪培拉，1969＇，第55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34、354、356页；《后汉纪》卷二四，第4叶（第285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48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4、356—357页。关于各种将军的封赠和任命，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21页以下。
① 见下面第8章的《文官的征募》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6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0—1891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0页，并见第385页注13）记述了这西园八校尉的建立；关于蹇硕，见《后汉书》卷五八，第1882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7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6页；《后汉纪》卷二五，第9叶（第303页）。
② 《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7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8页以下）
① 关于宦官的早期历史，见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② 关于这些宦官，可看《后汉书》卷三四，第1186页；《后汉书》卷四五，第1523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2—2538页。
③ 《后汉书》卷七八，第2525、2534—2535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7页；《后汉书》（志）卷二六，第3590页以下；见本书第8章《中央政府》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八，第330—331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3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8、343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9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后汉书》卷七八，特别是第2534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3页；《后汉书》卷五五，第1798页；《后汉书》卷六四，第2109页。
② 《后汉纪》卷二五，第12叶（第305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4页（德克里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4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45、347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29、332、333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2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78页。
③ 关于这些事情及其与政治和其他发展的关系的记载，见《后汉书》（志）卷十二——十八。关于把这些事情作为批评之用的讨论，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27—143页；以及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1959），第237页以下。
① 郡守花的钱从洛阳南宫发生灾难性的火灾后开始，有时能数达3000万钱；毕汉斯：《洛阳》第31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5页；《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页；《资治通鉴》卷五八，第1878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61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1—352页；《后汉书》卷七一，第2300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5页。关于“礼钱”问题，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8叶，最后脚注所引。
② 《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19页。
③ 关于这些规定，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2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第345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3、338—340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5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页；以及本书第8章《文官的征募》中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七五，第2431页；《后汉书》卷八二下，第2734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57页；《后汉书》卷九，第368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页以下。关于第一次这样的任命，见《后汉书》卷七二，第2321页。
① 《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
② 《后汉纪》卷二三，第5叶（第271页）。此一说法不见于《后汉书》内。
③ 《后汉书》卷八，第339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64页。
④ 见本书第3章《边境和邻邦》；以及第6章《匈奴》的有关部分。
① 见下面第6章《羌族》。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0、352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8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40、345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9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2、352、354页。
② 关于这些理论及其意义，见上面第3章《王莽的崛起》中有关的部分。关于孔子的这个引喻，见《后汉书》卷三十下，第1067页；以及张朝孙（音）：《白虎通》（莱顿，1949，1952）卷1，第113、115—117页。
③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