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禄（1776—1829年）——后来变得对《公羊传》很感兴趣，认为它是对西汉哲学和历史解释的一部权威的和正统的说明。刘逢禄和他的同伙把他们认为是以微言大义和道义观点来看待《公羊传》中的历史材料（在《公羊传》里，“所不书多于所书”）这一研究方法，同东汉注疏家专心致力于名词术语和定义的研究方法作了对比。在他们看来，东汉学术界只注意事件（“事”），西汉注疏家则企图解释事件的意义（“义”）。
在刘逢禄的影响下，魏源很注意西汉哲学，特别是董仲舒的著作。由此导致他批判地分析了《诗经》和《书经》的本文，写了两部题名为《诗古微》和《书古微》的书。在这两部书中他企 图恢复自西汉以后已经湮没无闻或晦涩难解的“古代微言大义”（“古微”）之说。这两部书在体例上都是遵循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艰苦地对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较分析。但是它们作为校勘学著作的声望受到了损害，因为事实是，魏源研究东汉今文的大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因此这两本著作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它们揭示魏源本人的历史观多于揭示他的西汉前辈的历史观。他认为对这一有关经书的论战值得进行详细而刻苦的研究，这反映了以经书解释当世政治及学术的重要性是持久的。毫无疑问，魏源把今文学看作是对十八世纪汉学的攻击。与此同时，他继续认为经书仍是指导政治行动的极则。如果没有经典做最后依据，他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坚定地认为，历史上变化无端和独特的形势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意义，都必须在经书中找到理论上的根据。
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认为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这种概念通常与今文学研究的兴趣有关，虽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历史先例。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学家龚自珍一样，创造了一个三个时代（“三世”）往复循环的变化的理论：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个“末世”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明智的尽进忠言和开明的领导能够和过去一样加速下一个“太古”时期的到来。①魏源并不苛责满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负责。相反地，在他看来，清代统治者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祸的那些主要弊端。在一篇雄辩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赞扬清政府废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和重税的压迫。清朝君主很“重民食”，不仅一再豁免了赋税，而且自从乾隆以后没有使用强 迫劳动来经营河道总督所辖的工程。边境地区人民长期安堵。到处呈现出和平与有秩序的气象，“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镝”。在朝廷里，官员们可以慷慨陈词而无需害怕受到惩治。所以魏源总结说，总之，清政府“岂独高出明代万万”。在乾隆的文字狱、长期而肮脏的和笪乓约岸怨谂崖衣怕沤懈芏锌岬恼蜓怪螅嗣遣唤婀炙够崛绱肆钊俗髋坏馗韫λ痰隆５牵凑罩谢酃┠甑谋曜祭纯矗涸赐耆赡苋衔宕恼纬删驮诠掏醭徒羲醪普矫姹曛咀糯锏搅私细叩乃健�
尽管有了这些成就，魏源接着写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这些灾祸包括漕运管理的不善和黄河由于无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复出现洪水。“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之所无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滞”，军事部队的预算则又“绌于度支”。与外国的接触更带来了苦难：“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无也。”
因此在魏源看来，晚清的问题不是起源于无能的和含有恶意的统治（按照“节用爱民”的观点来说，清代可以比做众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还起源于无法控制的黄河，它的灾难性泥沙（虽然魏源没有指出这一点）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产生的水土流失的恶果——这也是中国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灾难性副产品。
魏源的这些话的含义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着这些挑战，魏源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科举考试只强调语言学和词源学，对官员们则只用毫无意义的尺度来考核：对于翰林只考察他们是否“书艺工敏”，对于行政官员只考察他们“胥吏案例”的本事。魏源关于改革的呼吁是写得用心 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传统标准来看应算作是清王朝作出的主要功绩，指出了挑战的史无前例的性质以及制度上反应的不充分的状况。他响亮地提出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即通过对新问题作出新反应来加强国家，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①② 对魏源在学术界和政府中的作用叙述得极好的，是齐思和的《魏源与晚清学风》，载《燕京学报》，卷39（1950年12月）第177—226页。
① 关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内容，在英文中也有两篇短评，分别由小韦克曼与米切尔写成，载美国出版的《清史问题》，卷1第10期（1969年2月），第8—22页；卷2第3期（1970年7月），第40—46页。
② 伦纳德：《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经世致用论者的改革》（未发表的论文，1974年），第4—8页。
① 对十九世纪初的今文学仍有待于全面的研究。小韦克曼的《历史与意志》中有一章专门作了论述，它试图把这时期今文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合在一起以简要地说明今文学运动的历史，见第101—114页。叙述今文学论战的一本标准历史书是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
① 阎若璩决不是怀疑现存《书经》真实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个通过系统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诉诸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怀疑古经文文本的人。见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
① 见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载《近代亚洲研究》，卷6（1972年）第180—181页。
① 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载《古微堂外集》，卷3第4页。
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十九世纪初年象魏源那样的知识分子都关心边疆保卫的问题，这也有十八世纪经验的坚实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的大部分材料，事实上是取材于清代在军事上长期卷入西北边远地区和亚洲腹地的事势，在这方面，作为清代军事战役编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专家。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边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点。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盛世”（这是他的委婉提法）正在于把边疆的危险置之脑后，因此需要提醒它。②在他写作的时候，突厥斯坦已经因和卓（一些神圣家族的头目）所领导的叛乱（见本书第七章）而陷于混乱，这场叛乱从1825年延续到1828年，它可能推动了边疆研究。但是现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龚自珍（他的文章在《皇朝经世文编》的边疆部分是最大的一组）所提倡的解决办法，完全超出了关于战略地理的传统讨论范围。他们两人都主张通过从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移民的办法来发展东突厥斯坦（即今天的新疆地区）。龚自珍提出了一个强迫移民并把这些西部地区变成普通行省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关心减轻中国内部的人口压力重于注意边疆的保卫。③对亚洲腹地边疆研究兴趣的高涨之所以以北京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北京推动起来的：徐松是一位研究边疆地理的多产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区生活过和旅行过。徐松的小集团中有张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学者，他关于蒙古部落地区的系统书目后来被誉为是结合了汉学经验主义者的缜密品质与经世致用论作者的实用精神这两种优点。①北京的这个集团同以程恩泽为核心的一个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程恩泽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中的操守和他曾做过皇家师傅而受到尊重。程恩泽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主义学识，因而使他能够预言清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灾祸。程恩泽小集团成员的明显特点是，他们都认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对他们同时代人的懒散和不切实际感到不能容忍。程恩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兴趣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特别是对亚洲腹地的边疆地理作出经验主义研究和对海上诸国作出开拓工作的学者们。也正是在这个小集团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等人发表了今文学派最早的一些理论，从而在汉学拥护者和宋学拥护者的鸿沟之间搭上了桥梁。②通过个人之间和同乡之间的关系，这些北京学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联盟。程恩泽是安徽省歙县人，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乡，而曹振镛是认识程恩泽的父亲的。程恩泽和他的小集团——包括张穆在内——跟祁寯藻有密切关系；祁寯藻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对穆彰阿的方针。林则徐以及龚自珍都有反对过穆彰阿的经历。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朝廷制定政策 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①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实际学术活动，也受到出身于另一地点——内地西南土著边区——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励。湖南学者严如熤（1759—1826年）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变成了十九世纪初年经世致用论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之一，而且还有一位镇压白莲教的领袖。他之进入仕途是通过1800年的一次殿试，他在这次殿试中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应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这与最后被采纳的战略村办法相似。他原来是当教书先生出身，后来竟能在他家乡——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与叛乱的苗民作战。②他除了对军事学有兴趣之外，还是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