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1733年上谕，载同上书，第132页。
④ 傅路特：《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纽约1966年重印版），第47—49、61页。
⑤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17—219页。关于当时人的观点，例如可看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第61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18卷。
① 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242页。关于书院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见孟森：《清史讲义》，第390—391页。
② 关于任命制度，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1—55页。关于荐举制度，见吕元聪：《清代初年的翰林院》，（伦敦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第206—207、212—213页。要得到荐举有时得付钱；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第323—324页。
①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6第6页；徐珂编：《清稗类钞》，卷7（《师友录》）第65号第8—10页。
嘉庆的改革
嘉庆帝认为，掐断了和谋踊ぶ仆缃峁沟幕ǘ洌母瓯慊嶙匀豢菸Ｋ鸩降爻坊徊⒈岢饬撕瞳｜在各省政务中的一大批有权势的追随者。他对和贝员３至嗟哪切┰谇∈逼诒恢赜玫墓宋拭窃俅伪硎拘湃危思此忧暗氖Ω抵飓暋⒕蟪级竞颓岸加妨踯Ｋ耪俟勒械奈侍猓罟僭泵强梢灾苯雍兔孛艿馗献嘁椋恍肭笾谠晌瞳｜影响的中心的军机处。②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他决定要祛除军机处的私人阴谋活动，派了一位御史来监管军机处的科室。③但是，上层行政的改革不能医治十九世纪官僚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弊病。省级行政是如此腐化，致使嘉庆帝在掌权六年之后尚未恢复乡村的秩序，尽管他下狠心要根除秕政。
嘉庆帝把他们的改革集中在两方面：撤换官员和节约开支。和贝蟛糠质∫患陡吖俣家驯怀坊弧�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①这些改革是把和睦吓笥鸦怀闪嗽捶炊怨娜耍谛矶嗲榭鱿拢窃蚝瞳｜的关系受到过贬谪。例如，取代景安为湖广总督的吴熊光，曾经因和�1797年用了计谋而未能保持军机处的职务。1799年弹劾和囊晃桓倍加分指呤轺耄蛴牒瞳｜冲突而被贬往西部边疆地区任职。和篮螅呤轺氲鄙狭嗽乒笞芏健Ｆ渌僭倍加芍飓暭鼍俚礁魇∪沃埃和醣罕蝗蚊幽系暮拥雷芏剑５狼蝗蚊不帐〉男卵哺В钤虮蝗蚊憬〉难哺А＂谠谡獯胃母镏邢绿ǖ恼庑┦〖豆僭保际艿接访俏煊实壑匦鹿憧把月贰薄哉信赖拇城馈铣实牡雷嗾碌闹缚亍＂鄣牵实圩笥业囊晃宦迩淄跞慈衔吻斓墼缭谡馐币郧熬鸵丫帕酥已裕⑶以谙瞳｜集团的行动中乾纲独断地作出了决定。④根据最近的考察，嘉庆时代开始了汉族官员在清朝省一级政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局面，而这种种族比例的变化原来被人们认为开始于太平天国叛乱的时期。⑤因此应该注意到，许多满族御史 是属于1799年响应改革的号召和提出弹劾的人。①这个时期的任命中是否考虑了种族界限，这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至今尚远远没有证据表明，嘉庆初年的改革是执行了一条种族主义的路线。
1799年迅速接连发布的新任命在事实上是否预告省一级行政在进行一次真正的改革，这一点还不太清楚。所有新的被任命者都是和贝倭耪蔚囊徊糠郑还芩鞘欠袷粲诤瞳｜集团。况且和胖行矶啾怀分暗娜嗽保院笥殖鱿衷谄渌傥簧希蛘咦夹硭潜Ａ艟粑皇媸娣赝诵荨Ｏ衷谡诮械难芯勘砻鳎�1814至1820年标志着汉人在省级官职中逐渐占上风的转折点。 ②在以林清叛乱（1813年）和道光帝继位（1820年）为标志的这一时期，也在省一级行政的上层发生了同样迅速的人事变动。这几年让好些新人参加了省一级政府，被任命者都已得到了功名并且在和贝蟮玫搅斯僦埃堑敝性嚼丛蕉嗟娜硕际谴雍喝苏加攀频亩疾煸汉秃擦衷禾岚紊侠吹摹Ｏ蠊ヒ谎实厶厣宋锸强考父鲂母构宋实耐萍觥Ｕ庑┬氯蚊咧械男矶嗳耍ǜ母镎吆先颂珍谀冢际墙潱ǖ笔钡挠罚罄吹绷耸∫患断曰拢┑耐呕蚺笥眩澅救嗽蚴呛壕烊恕Ｋ且惨虿渭恿吮本┑囊桓龇钦绞纭葱鲜纭舜肆嵩谝黄穑飧鍪绾罄椿拱酥摹熬乐掠谩甭鄹母镎吡衷蛐旌臀涸础�
这个时期的汉族文人在清代官僚行政中重新得势，可以被看作是太平天国叛乱及其后的同治中兴时期以曾国藩及其门徒之兴起为顶点的这一趋势的开端。它也表明，翰林院和都察院中汉人对省一级政府职务的兴趣有了增长。
嘉庆及道光两朝的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大肆宣扬减少宫廷浪费和重大消耗的节约开支活动。嘉庆帝终止了豪华的南方巡游的传统，而这正是他父亲的统治的一个标志。他想通过官方政策和以身作则来放慢中央国库资财流出的速度，来改变贵族和官场成员中泛滥的懒散生活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停止了边疆省份省级官员的每年贡奉，皇袍也被人颂扬地说上面打了补钉。可是，这些改变不论在京师地区的满洲贵族身上或在各省的官员中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在给乾隆皇帝服满国丧之后这些变革便遭到了顽强而成功的抵制。①例如，对日益繁衍而贫困的北京旗人人口和内务府的供应，就仍然是财政上的大问题。②② 《大清仁宗实录》，卷37第27页。
③ 梁章钜编：《枢垣记略》，卷14第9—10页。
① 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卷193第2934—2935页。
② 关于这些变化的引人入胜的讨论见于昭梿的《啸亭杂录》，卷10第33—36页。
③ 《大清仁宗实录》，卷37第22页。
④ 昭梿：《啸亭杂录》，卷1第23页。
⑤ 凯斯勒：《清代省一级领导班子的种族成份》，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8第3期（1969年5月），第499页。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10第36—39页。
② 这一研究是哥伦比亚大学波拉切克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波拉切克先生的著作可能根本地改变时下对于十九世纪初期政治的观点。
① 停止各省进贡的上谕，见于《大清仁宗实录》，卷37第45—46页。一位御史对于紧缩开支措施的持久效果的关心，见于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贵，卷3第16—17页。
② 见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载《文献论丛》，第112—114页；裘匡庐编：《清代轶闻》，卷7第70页。
危机的征兆：漕运
嘉庆政府的省一级新官员上任时带着皇帝的诏书，要他们在自己权限内改革官僚行政。可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办法在省一级遇到了和贝鞫镜母扇拧Ｓ捎谡庵指扇牛嗽诙源蕉ò琢膛崖液投源胤秸侍馍系某逋弧５谌矫娴某逋皇卿钤酥贫鹊男姓侍狻�
漕米是中央政府在省里经管的三大要政之一（其余两件是盐务和黄河的河道管理）。漕米之政是征集中国南部和中部八个省份的租米，然后运来北京用以供养京师的宫廷成员和贵族，并储积在仓廒中以待在中国北部分配。这种征集和运输制度有它自己的主管部 门，它与正规的省级官制相平行，并且与河道总督衙门相重叠。它的主管叫“漕运总督”，衙署设在江苏省的淮安。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漕官，担负漕米之省各设一人，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不向他驻在省的总督负责。漕官则监管征集漕米的体系，其人员大部分是非官制的人员。这些人员中多数是由住在运河边的屯田的世袭船户“旗丁”组成。雇用这些船户的运粮船组成了多达一百只船的船队。漕运衙门也有它自己的用于护卫运粮船的民兵，沿运河的河闸有它自己的检查员和检查站，也有它自己雇用的肩夫，后者把粮米从县的征集站运往运河上的仓库中。①在嘉庆时代，这个庞大的漕米机构由于各级组织都人浮于事，也由于粮米每易一次手或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陋规而变得腐化了。世袭船户，或“旗丁”阶层，形成了清代社会中许多集团之一，原来指望他们在一个经济增长、通货不断膨胀和人口增加的时代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由于他们人数加多，“旗丁”阶层中的许多人不能取得他们的合法的、赖以生活的世袭田地（“屯田”）。②此外，漕运制度越来越依赖被称为“水手”的那个被雇佣的游民劳动者阶级。这一帮人逐渐取代了曾经作为明代漕运制度支柱的“旗丁”，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工钱之外索取租米中自己的一份小费。在嘉庆年代，“水手”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估计增加到了四、五万人。③同时，漕运站又是官场中庇护制的焦点之一。数以百计的候补官员麇集于此，作为中央政府的委员（“差委”或“漕 委”）领取薪饷。①由于漕运机构的人员增加，十八世纪的价格也上涨，所以应交给每一条粮船的船费也相应地上涨不已。1732年每条船的船费为一百三十两到二百两，1800年涨到三百两，1810年涨到五百两，到道光初年（1821年）甚至涨到了七百或八百两。粮税费用的增加使得地方上的绅士谋求谈判免税，这就增加了纳税户的负担，并且最后也使得征集的实际数量下降，因为贫苦的纳税人已被剥夺得精光了。它的一个结果便是漕米的逐渐商品化，因为地方官吏被迫从私商手中购买稻米，以补足他们的定额。②弥补漕粮定额是省一级粮官唯一的最重要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与北京仓廒的监管官密切地合作。这些京官的职位是形成官吏侵吞公款的重要根源，甚至也许是省里漕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