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更加抱负不凡，乾隆帝企图促进他的国家的文献质量，一方面收集最好的图书，加以重抄，编成巨大的《四库全书》，另一方面，与此同时搜出各种不符合需要的著作，加以销毁或改动。后者的范围，自然包括对满族人或他们的祖先女真人有不利反映的历史著作，或者不符合乾隆对南明的解释的作品。③因乾隆禁令而引起的对南明材料的改动，程度的大小难以估计。但这对清初以来全部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也许由于已经熬过150年所有近代以前的原本书所面临的危险——水、火、蛀虫、贫穷和疏忽——不大可能被少数几年（最多从1774至1788年）执行得不一律的禁令从这样一种文献丰富的文化中消灭掉。相反，乾隆的南明研究政策的影响，似乎积极方面多于消极方面。《四库全书》计划大大地刺激了对各种旧书的兴趣。而且，有意研究南明的学者多对乾隆法令的宽大精神感到满意，而不是被禁令的严峻文字所吓倒。
总之，紧随乾隆朝之后的几十年，在一些人当中令人注意地重新引起了对南明的兴趣，他们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中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收集到的材料作出评价，对有问题的旧本进行比较、核对和修订。第一个对南明资料进行全面的原本研究的，是乾隆和嘉庆年间的学者杨凤苞（1754—1816年），继他之后是19世纪的两个藏书家李慈铭（1830—1894年）和傅以礼（1826—1898年）。①此外，19世纪初兴起出版丛书的第一个高潮，它的特点是只限于晚明和南明的作品，以及第一次出版几个杰出的南明义士的文集。这一活动的成果是产生一部伟大的清代关于南明知识的总结，徐鼒（1810—1862年）的《小典纪年附考》。
通过这种工作，为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发生的事准备了文献根据，那时对南明的兴趣带上一种坚决反清、反满和排外的倾向。热情的革命者如梁启超（1873—1929年）、章炳麟（1868—1936年）和刘师培（1884—1919年）当时举出南明提醒他们的同胞，清是野蛮的征服者，而17世纪时汉族人民曾表现出抵抗外来入侵者的精神，这是现在完全可以仿效的。某些参加并记述明朝的抗敌斗争的人，成了有名人物，出现了出版南明丛书和明朝忠臣义士文集的第二个高潮。
自然，1911—1912年清朝覆亡后，当新生的民国在对西方列强干涉的经常恐惧中迈出最初不稳的步子时，发掘这种文献的热情进一步增长起来。事实上，鲜明地题为《痛史》的丛书，就是在清朝被推翻时付印的。随后的几种丛书合在一起包罗了许多以前被清廷禁止的作品。但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促进南明知识的原动力有了新的变化，像柳亚子这样的学者兼政论家，用这个时期的故事来鼓舞抗日的民族感情。
这个突然对南明著作普遍感到兴趣和几乎是发狂地出版各种各样手抄本（往往很少或者不去证实作者、可靠性或质量）的浪潮，很快启发了两位杰出的爱国学者进行书目研究。谢国桢详尽的《晚明史籍考》①和朱希祖更有选择的《明季史料题跋》至今仍然是晚明和南明资料最好的现代指南。
1949年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和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以后，中国人对南明的兴趣在性质上有了明显的分歧。在台湾，从大陆逃来的人从沿海的抵抗故事中寻找历史的类似。刚从日本人的殖民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本地人，不仅发现郑成功是一个伟大的民间英雄从而加强了他们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意识，而且是抵抗大陆武力统治的一个不屈的象征。对这两部分人来说，在对南明历史的构想中，赫然出现了东南沿海战场。伴随这种兴趣而来的，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南明研究丛书的出版，即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的《台湾文献丛刊》（1957年—）。②另一方面，在大陆中国，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强调“封建的”不公平是晚明时期普遍的社会政治动乱的原因。在此之前被视为流寇的“农民起义者”受到赞美，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意向下，谢国桢编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对研究南明状况的学者最有帮助。）这样，南明的历史倾向于成了晚明造反军残余部队的历史。他们打击“地主官僚阶级”，并在满族人进入中国北部之前推翻“腐败、封建的”明朝政府被认为是正确的；在此之后，他们以“民族斗争”为重并联合南明政权反对“外敌”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看法带来许多解释上的困难。可以说，在对20世纪到目前为止用中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南明简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的批评和对史可法评价的长期争论中，③各种“矛盾”最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文化革命和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四人帮”时期，争论变得特别激烈。由于在对南明的看法上遇到这么多解释上的难题，到1980年，大陆中国的学者转向计划和准备出版新的原文和文献证据，以供对17世纪中叶的历史进行更为渐进的、在概念上是尝试性的探讨。
④ 见本章，《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07—1111页。
⑥ 有明代初版和稍后版本的两种重印本，一为3卷本（台北，1965年），一为2卷本（台北，1969年）。
① 详见蒂莫西·布鲁克：《苦恼的旅行家的指南：明清时代的路程记录》＇12＇，载《清史问题》，4，5（1981年6月），第32—76页：4，6（1981年12月），第130—140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6—319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59—865页。
④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90—691页。
① 博多·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载《远东》，15（1968年），第149—168页。本文作者感谢普林斯顿大学格斯特东方图书馆的杰杭·班为本节主旨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
① 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特别是第163—165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74—479页。
② 米歇尔·卡蒂埃对海瑞的作品作了评价：《中国16世纪的一次地方改革：海瑞在淳安，1558—1562年》＇15＇（巴黎和海牙，1973年）；又见傅吾康：《作为方志原始资料的笔记材料：评米歇尔·卡蒂埃的调查》＇173＇，载《远东》，21（1974年），第191—198页。
③ 见林天外（音）：《与方志有关的族谱》＇345＇，载《中国文化》，22，1（台北，1981年），第33—55页。
④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⑤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260＇，10，第43—48叶。
① 富路特：《乾隆朝的文字狱》＇187＇（巴尔的摩，1935年）；林恩·安·斯特鲁夫：《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用途：清代编史工作中的南明》＇481＇（安阿伯，1974年）。
② 有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四卷本（北京，1959年）；翻印本分成六卷（台北，1978年）。
③ 有新式标点的两卷本（北京，1956年）。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15＇（镇江，1981年）。
② 山根幸夫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602）（东京，1960年）。
① 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要》＇367＇（1934年；纽约，1970年重印）。
① 见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400＇，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243—272页；和傅吾康：《于谦：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1398—1457年》＇1767＇，载《中国历史》，11（1946年），第87—122页。
② 见菲利普·德希尔：《看守皇帝：从景泰朝的政治史看15世纪中国帝制的各方面》＇139＇（莱顿，1985年）。
③ 例如，见《（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4（1967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454＇，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0（1955年），第215—346页。
④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8页。
① 见黄云眉：《明史考证》＇261＇（北京，1980年），第156页。
② 谢国桢编的《明史资料丛刊》，1（江苏，1981年），第1—160页重印了《后鉴录》＇228＇。
③ 见《禹贡》，5（1935年），第29—41页。
① 见沈德符编：《野获编》＇468＇（1619年；北京1959年重印），第464—467页，和徐学谟：《世庙识余录》＇233＇（1608年；台北1965年重印），4，第9—14叶（第103—113页）。
① 见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475＇，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年），第822—862页。
② 见《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年）。
③ 见《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82＇（上海，1957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年）。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
重版说明
《剑桥中国晚清史》于1985年2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重视，报刊上发表过多篇评论文章，引起了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出版后不久，书即售罄。近一两年仍然有读者询问或函购此书，为满足需要，决定重排出版。此次重排改正了编校方面的一些明显错误。
本书上下两卷为《剑桥中国史》第10和第11卷的中译本。本社已出和正在印制的《剑桥中国史》其他卷次的中译本有：
第1卷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3卷 《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7卷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2、13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
第14卷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第15卷 《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
其他卷次在国外出书后，我们也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