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3年，第一次编出10卷《诸司职掌》（6。1。1）的法规供中央政府各机构使用。这部作品后来为更为详细的《大明会典》所取代，分别出版于1503和1587年，各有180和228卷（6。1。2）。各种正式仪式的规则包括召见和接待外国使节，单独出版于1530年，名为《大明集礼》，53卷（6。4。3）。这部作品包括祭器和仪式安排等等的具体说明。
这些作品与过去朝代的汇编相似，不过更为详尽。它们成为后来清代编纂类似作品的样范。1456年的24卷《寰宇通志》（8。1。1）和1461年的90卷带地图的《大明一统志》（8。1。2）也是这样。
还应提到一类文献。明代出版了许多“白皮书”。“官报”包含为政府的政策提供根据的皇帝批准的文件。有一部作品是关于嘉靖皇帝的父亲的庙号的争论的，这就是1528年24卷的《明伦大典》（6。4。2）。另一部作品涉及天启时期采取的反东林党行动，这就是1626年24卷的《三朝要典》（2。8。4）。
③ 用piling of ficer译纂修官，是为了区别于piler——史馆的修撰和编修。
① 这份名单在《明实录》＇38＇的台湾新版（1961—1966年）中有，但在南京版中没有。《实录》在纂修敕命的日期下有不完全的名单，各种《实录》研究中的名单均引自这里。特别见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
② 不同官职的品级载《大明会典》＇465＇，第10章。
① 例如，见吴晗《读史劄记》＇594＇（第156—161页）和本文作者《明代（1368—1644年）的实录》＇175＇（载《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家》，第66—73页）所引。
② 见俞汝楫：《礼部志稿》＇622＇（1602年；重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第73至77函，上海，1935年），22，第16—21叶；和《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4004—4006页。
③ 关于宝训，见本节下文。
① 例如，见《明实录·宪宗实录》＇380＇，第935—939页；《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4015—4016页；黄佐：《修书陞赏》，见《翰林记》＇258＇，13，第168—174页。
② 《礼部志稿》＇622＇，39，第10—11叶；37，第5—6叶。
③ 见吴晗的引证，《读史劄记》＇594＇，第180页。
④ 《明实录·孝宗实录》＇380＇，第1209—1220页，特别是第1218—1219页；《礼部志稿》＇622＇，46，第8—9叶。
⑤ 《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3635—3637页。
① 《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4001—4010页。
② 见本章注＇47＇的有关正文。
③ 《大明会典》＇465＇，221，第4叶（第2938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13，第1叶；神田信夫：《皇史宬》＇281＇，《历史辞典》，Ⅲ，第239页。关于皇史宬的实际情况，见袁同礼：《皇史宬记》＇624＇，《图书馆学集刊》，2，3（1928年9月），第443—444页；今西春秋和小野胜年：《文渊阁、寿皇殿、皇史宬参观记》＇274＇，《东洋史研究》，5，1（1939年），第78—79页和第81—82页。皇史宬的照片见张国瑞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36＇（北平，1934年）。
④ 黄佐：《翰林记》＇258＇，13，第165—166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哈佛燕京国学引得丛书补编》，3，第3—4页。又见牟复礼：《诗人高启》＇399＇（普林斯顿，1962年），第147页以下各页。
⑤ 《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038—5040页；《明史》＇41＇，217，第5731—5732页。
⑥ 《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817页。
① 论《明实录》＇380＇的著作，见傅吾康：《介绍》＇172＇，第8—23、30—33页和列出的参考资料。最近的是间野的《明实录之研究》＇370＇，1963年修订本，第1—133页。
② 傅吾康：《介绍》＇172＇，第23页。
③ 傅吾康：《介绍》＇172＇，第30—32页；更全的，见他的《明实录的纂修与传统》＇171＇，载《汉学研究》，1（北京，1943年），第12—33页；新近的有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第6—69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08—1612页。
① 《礼部志稿》＇622＇，97，第8—11叶；沈鲤（1551—1615年），《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16页。菲利普·德·希尔博士关照本文作者注意《实录》中的实际偏见。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847页。
③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13，第18—26叶；刘心学；《四朝大政录》＇348＇（2。8。18）（17世纪初；重印，《国学文库》，46，北京，1937年），第38—42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3—234页。
② 沈德符：《补遗》，见《野获编》＇468＇（1619年；1959年重印），1，第801页。
关于个别政府机构的半官方著作
官方的汇编和出版物不限于由皇帝倡议并在翰林院的监督下完成的作品。到16世纪下半叶，个别政府部门开始编纂有关它们自己机构的组织与活动的专著。不幸的是，它们很少保存下来。它们中最重要的之一是1620年的《礼部志稿》（6。2。1）。它是在前任和现任礼部领导官员组成的纂修班子的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一部100卷的综合性著述，包括行政与礼仪规定、诏谕、奏议和其他有关礼部及其下属机构的文献。还有从开国至天启初在礼部任职的高级官员名单。此外，还提供这些官员的传记资料和在礼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的传记。有专文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典礼、仪式、祭品、考试、礼节、与外国人的关系，以及公共设施如庙宇和学校，只要是在礼部管辖范围之内，都包罗无遗。这部著作含有实录或《大明会典》、《大明集礼》所没有的重要材料。
有些关于其他部门的专著是私人主动撰写的。这些著作现存的有关于南京户部和刑部的（6。2。3和6。2。5）。其他的则论述主管作坊和仓库，或者南京城外的船厂的具体部门（6。2。2和6。5。1）。也有谈翰林院的专著（6。2。7和6。2。9）。所有这些著述都包含有官方文献，它们必定是作者在他们仕途中的某一时期曾经接触过的。
这种半官方类型的一部独特的著作，是《万历会记录》（6。5。1），这是一本政府收支的官方记录，特别提到来自明帝国不同地区的各种赋税收入。它是由户部的五个大臣编就呈送皇帝的，刊印于1582年。这部著作包含统计表，并对隆庆末年的岁入提供了精确的数字。它提出了其他著作包括实录在内所没有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明经济史资料。
正如明代最完全的书目《千顷堂书目》的有关部分所表明的，有一大批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这种半官方汇编，它们在清初尚可得到，但今天其中只有极少数保存下来。除去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论述关于食盐管理（6。5。12和6。5。13）、关于灌溉和航道特别是大运河以及通过运河和海道运送的漕粮（6。5。4—9）、关于官用马匹的供应与扶养的组织和管理（ 6。 5。 16）、关于预防和解救饥荒（ 6。5。17—19），以及关于少数其他问题的专著。
半私的和私人的综合体和编年体编史工作
除去明显地是奉敕纂修并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奉敕刊行的官方著作外，半官、半私和完全是私人的汇编之间的界线，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划分。绝大多数有关历史的著作，不是在朝就是在野的官员所写。在朝的官员通常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以他们的官员资格进行撰写。这类著作尽管有某种程度的个人或集团偏见，但总的来说表达了政府的观点。在野的官负难于或不可能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感到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人观点甚至批评政府。
有些著作可以相当清楚地归于在朝的或在野的官员的名下，但其他许多著作却难于清楚地分类。此外，尽管在个人或集团之间有敌意和斗争，但所有的官员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都是以官员的身份来写他们的同僚，不论在朝或在野。如上面提到的，他们原则上都对宦官抱有偏见，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同僚所做坏事的责任推到宦官身上。③因此，“半私”这个词是用于那些不能清楚区分的情况。《千顷堂书目》的作者黄虞稷（1629—1691年）也注意到一些这样的问题。①有许多历史著作是作者个人主动用综合体编纂的，②其中有些遵循正史的体裁，有些则不。然而黄虞稷不仅把《元史》，而且把几种非官修的汇编列入正史类。其中现存的有，16世纪后期邓元锡的《皇明书》（ 2。1。2）和1634年左右尹守衡的《皇明史窃》（2。1。4），它们都有纪传；后者还有志和世家。这样，它们就接近于官修断代史的体例，列入目录的其他著作则不完全遵循这种体例，而是包含一些大都可以并入正史类著作的部分。这类著作有：1567年郑晓的《吾学编》（ 2。1。1），它有纪、表、传、述、考；1640年何乔远的《名山藏》（2。1。5），它由35篇“记”（应为37篇——译者注）组成，内容包括本纪、诸王、世家、列传和志；和 1632年朱国祯的《皇明史概》（ 2。1。3），它有纪和传，纪分为三部分，按年代和题目编排，传分为两部分。
这类中最重要、形式上最接近正史的两部著作，是明亡后明遗民所著，故未列入《千顷堂书目》。它们是查继佐（1601—1676年）的《罪惟录》（2。1。6），它有帝纪、志、传；和傅维麟（死于1667年）的《明书》（2。1。7），它有本纪、记、志、世家和列传。《明史稿》和《明史》（ 2。1。9）分别完成于1723和1736年，是清朝的官修史书，基本上反映了清人对明朝历史的看法。
明代有许多编年体著作涉及不同的时期。最流行的有《皇明通纪》（1555年，1。2。1），据说是陈建所著。这部书在后来的版本中有许多增补（ 1。2。2—12）。这是第一部内容广泛的明朝历史，起1351年，终1521年，即正德末年。它很快就流传